导语：
在中国古代，社会阶级分为四大类别，分别为：“当官的士、耕地的农、做苦工的人、经商的人”，统称为“士农工商”四民。
四民当中，等级分化高低贵贱。当官的士为四民之首，最为高贵；耕地的农民略次之；最后一个就是商人了，居于四民之末，最为低贱，遭人鄙视，就算你是非常富有的商贩，也依然比不上做苦工的平民。
但从唐代开始，商人的地位逐渐的走上历史舞台。直到宋代时，官员们甚至宁愿将子女与商人通婚，也不愿意与皇族通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其中的原因。
宋朝豪华酒楼攀楼
商人的地位从中唐虽有所提高，但依旧富而不贵
在唐朝初期，依然有明文规定：“士大夫不杂于商，工商之子不当仕。”意思是当官的不能经商，而经商的就算是子女也不能当官。可以看出就算在唐朝初期，商人的地位依旧是被瞧不起的。
但到了中唐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唐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士不出于商”的礼法已经动摇，代之而起的是社会上最富有的往往并不是被视为“贵者”的达官，反成为了局四民之末的商人。
唐玄宗曾对长安巨商王元宝说过：“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可以看出，在中唐时期巨富已经是比皇上还要富有了。四民中特别是在处于两个极端的当官的与经商的之间联系加强许多，并且开始互相转化成“官中有商，商中有官。”
唐玄宗
“士无钱，商无权，各取所需”宋朝开始士商通婚越来越盛行
宋朝随着关口贸易的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据记载：“宋朝时的GDP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但商人有着千年的“贱商”历史，在那个封建顽固的时代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在宋朝初期，商人的地位仅从四民之末提升到第三位，次于农民。宋真宗时期，人们对于子孙更希望是成为“士”，而非“工商”。
宋真宗时，有个破败的官员因无钱还债，只能将女儿卖于商人做妾。当女儿告别父母时，全家抱头痛哭“泣声甚悲”。
当时还只是一介布衣的曾公亮得知此事，告诉欲卖女的官员说道：“商人转涉无常，且无义。爱驰色衰，则弃为沟中瘠矣。”并拍着胸脯说：“吾士人也，孰若与我？”那位破败的官员当即表示：“以女与君，不获一钱，犹愈于商人之数倍。”
以上白话意思是：“这位破败的官员准备将女儿卖给商人，以此换取些许银两。但还未走上仕途的曾公亮表示：“商人居无定所，而且没有情义，如果你们女儿色相衰老了，便会被弃之一旁。曾公亮还拍着自己胸脯说：“我是走仕途的，可以把你们女儿交给我。而那位即将卖女的官员当即说道：“若将女儿许配给你，我不要一分银两，也要强于卖给商人数倍。”从这则记载可见当时士大夫多么不愿意将女儿嫁给商人，又何等希望能有个读书人做女婿。
宰相曾公亮
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商人是相当自卑的，纵使是腰缠万贯，但也会觉得低人一等，常会叹息：“官非我能比，若是劳工和农民则和我平等。”所以商人虽然有钱，但是无权。有的巨富虽然家有千万，但依然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士官而去拼了命的争取。商人为了集“富者，贵者”于一身，拼命挤入仕途，力争由商转士。但主要途径就是教子读书考科举，花费重金买官。
反观“官员虽然有权，但是无钱”，北宋后期，位居显位的李清臣曾感叹道：“身虽挂仕版，名虽荣圣世，而无资以继其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朝没有钱是买不到很多东西的，就算是当官的也是为了捞钱。于是，整个官员集团，上自大夫，下自穷书生，一齐来经商。就连进京赶考的书生都会带些紧俏的商品来赚取差价，更有甚者是弃学经商。
就这样，虽然在宋代“士商”不通婚的传统仍然存在，但有确实存在很多违反这一传统的通婚现象。“士商通婚”更像一笔权与钱之间的交易。
宋朝巨富王元懋
官员的确从中得到了钱，而商人也从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权。如南宋时期，经营海外贸易而成了巨富的泉州商人王元懋(mao)，由于与当朝宰相留正、吏部侍郎诸葛延瑞结为姻亲，从而自己也成为了宋朝时的从义郎，虽然只是一个低阶武官。但从中可见士商通婚，双方都得其利，因而不断发生，朝廷很难制止。
商人通过与官员通婚混的低阶官职得不到满足，逐渐的商人集团将目标移向了外戚集团，也就是皇上嫔妃的家族。外戚的情况与官员大体相同，都是缺钱，但他们的后台要更硬、门路也比官员集团要更多，就这样，外戚集团成为了商人的理想通婚对象。
因此商人与外戚通婚的事例也出现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为马季良。他本来是北宋时期的一个茶商，仅仅因为去了宋真宗刘皇后之兄的女儿为妻，便步入仕途，并青云直上，很快就爬到了兵部郎中的官位。
从此便更加嚣张跋扈，直到宋神宗刚继位，马上下旨“禁止豪民与嫔妃之家通婚，并许诺告发有赏。”可是由于这个事例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外戚姻亲扎根很深，导致这条禁令收效甚微。
宋真宗
宋朝宗室“不仅无实权更无钱”，所以宗室更愿与商通婚
在宋代有着“宗姓多贫”之说，这是由于宗室人数逐渐增多以及朝廷对宗室特权的打压造成。北宋宗室贫乏的问题，到南宋时更是有宗室会沦落到以卖酒为生、靠宰牛度日也有。
可以明确的说，宗室比官员更缺钱。但朝廷有明文规定：“宗室姻亲，与三班奉职。”三班奉职指的是宋朝时的低阶武官，这样的官职虽然达官看不上，但是经商的却异常眼红。从而商人集团开始“赂宗室求婚”，便能求的一官，从而进入士人集团，跻身官户行列。
宋朝服饰
就这样，商人们为了争得与宗室通婚，更是愿意出个好价钱。宗室一方认为既然女儿能有人高价抢购，便索性定好价格，公开出卖。商人为此虽然花了很大笔钱，但却得到了官职，也非常满足。这也正是宋朝流行的“宗室以女卖婚民间”的现象。
宗室与商通婚比较成功的有宋时建安县（今福建省内）茶商叶德孚通过与宗室通婚，成为吏部侍郎。还有个叫王永年的商人，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苏州巨商朱冲一家通婚宗室，其子更是官至节度使，成为了宋徽宗时大权在握的大臣之一。
宗室与商人通婚，实惠如此巨大，宗室有了钱，商人有了权，从此宋朝想恢复“士商不通婚”也无奏效了。
宋神宗
结语：
反观宗室与皇族联姻是非常之少。主要原因就在于宋朝时对待宗室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只授予虚衔，不给予实权。”
宋朝时为了避免唐朝出现的宗室祸乱，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皇权对后妃、亲王、公主、外戚的权势加以遏止，后妃不得顾私，外戚不得干政，亲王不得擅事，驸马无实权。
就这样，达官显宦们通过与皇族通婚并得不到实权的增大，反而成为实权缩小的表现，从中即得不到钱也得不到权。所以，他们权衡利弊决定宁愿与商人通婚得到金钱，也不愿做一个空有头衔的皇亲国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