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明朝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王朝，不仅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高峰，宦官擅权也是其主要特征，人们熟知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宦官。
他们擅权揽政，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为大明朝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王振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之先河，其中既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有体制机制弊端，和王振个人也脱不开干系。
王振其人——为成大事甘愿“自宫”的秀才
王振出生年月不详，河北蔚县人，年轻时的王振是一个本分上进，刻苦读书的有志青年，他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像历史上的王安石、寇准、司马光一样，在大明政坛上施展抱负，封侯拜相。
可作为一介布衣，他只能通过科举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可是王振的资质实在平平，考了多少次最后都是名落孙山，落得个落地秀才的境遇。
看来科举这条路是行不通了，按常理，他只能回乡做个私塾先生，可王振偏偏是个犟种，他不甘心一辈子默默无闻，平平淡淡，只想闯出一番天地，于是他另辟蹊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在明朝除了读书科举，进入文官政府实现飞黄腾达外，还可以进宫当太监，也能实现自己的富贵理想。
因为明朝时期的太监待遇优厚，而且宦官有自身的一套官僚晋升体系十二监，其中的司礼监、御马监都是位高权重，油水大的衙门，干好了不亚于朝廷文官。
只是有一样比较烦人，那就是欲成太监，必先自宫！所以很少有男性为了当官愿意牺牲自己“命根子”的，只有一些家庭贫困、走投无路的才会以这种方式进宫。
可王振是个例外，王振是属于一切向权看的类型，所以王振决定赌一把。
他甚至都没等正规阉割程序，心一狠手一快，自己把自己阉了，然后顺利的入宫，光荣的成为一名太监。
那一年是明成祖朱棣末年，他进宫没多久朱棣就驾崩了，仅仅十个月后，皇位没坐热乎且担任监国二十余年的明仁宗朱高炽也因病离世。
1425年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而王振因为善于伺察人意、察言观色，再加上略通文墨，受到了朱瞻基的赏识，不久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
这为以后王振专权埋下伏笔，再加上王振所处的时代也为其提供先决条件。
“王先生”抓住历史机遇，向仕途理想迈进
王振后来的擅权离不开当时的宦官制度，是明朝极具特色的皇权专制为其提供宦官乱政的温床。
起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字样。
因此，明初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然而到明成祖朱棣时期情况发生改变。
朱棣在1399年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朱允炆手中成功夺下江山的过程中，朱棣收买了大量朱允炆身边的宦官，为其通风报信，递送情报，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
因而朱棣继位后开始对宦官提拔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比如朱棣成立特务机构东厂，就由宦官担任提督，专理诏狱，监视文武百官。
另外大航海家郑和也是一名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并接受重任七下西洋。
到宣宗朱瞻基年间，宫中正式设置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立就。
由此打破朱元璋立下的宦官不得识字的规矩，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伺候皇帝左右的司礼监太监参与到朝政中来。
朱瞻基执政后期逐渐懈怠，沉溺于斗蟋蟀，于是便让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红”，司礼监中权力最高的宦官是掌印太监，其次是秉笔太监。
王振就是在宦官势力上升阶段被选到太子身边，王振深知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
而且认真教太子读书写字，十分负责，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朱祁镇甚至直接称他为“先生”或王伴伴。
1435年年仅九岁的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作为皇帝最喜爱和信任的宦官，王振很快被提拔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在当时票拟和批红制度已经成熟，内阁“票拟”后呈送宫廷，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将皇帝的意见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最终由掌印太监审定，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司礼监实际上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而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再加上英宗年幼，深居简出，与外廷大臣接触少。
这为王振的日后擅权开辟道路，但这一“理想”在当下却很难实现，因为有两个最大障碍拦在他面前。
王振突破“三杨”内阁和张太皇太后的限制
朱祁镇虽成为皇帝，但因为年龄太小，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于是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诚孝张皇后）听政，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
说到“三杨”大有来头，在朱祁镇继位前，三人均历仕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朝元老，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布朝野。
在任辅臣十年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并使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
他们每个人都历经宦海沉浮几十年，尤其是首席内阁大臣杨士奇从靖难之役到太子朱高炽与其弟朱高煦为争夺皇位的明争暗斗，到朱祁镇时期已成为文官集团之首。
而张太皇太后就更加强大了，她是明仁宗朱高炽元配，明宣宗朱瞻基之母，在她是太后的时候，就帮助朱高炽处理政务，朝堂之事了然于胸。
成为太后以后，军国大事多听从她的裁决，虽然张太后参与朝政，但为人正直，从不许家人亲属参政，朱瞻基继位后张氏升为太皇太后。
在“三杨”和朝廷大臣的恳求下垂帘听政，成为朱祁镇初期权势最大的人物，所以王振虽已成为掌印太监，但面对前有狼后有虎的局面，只能选择隐忍。
在“三杨”面前笑脸相迎，鞠躬哈腰，时时刻刻表现出谦卑恭敬的样子，虽然朱瞻基留下的顾命大臣班底强大，但却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年龄结构偏老。
杨士奇已经70岁，杨荣、杨溥也早已过花甲之年，所以王振完全可以耐心等待。
但王振的野心早已被老道的张太皇太后看破，一天，张氏在便殿落座，英宗面西站立，召英国公张辅和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众老臣。
在勉励诸大臣辅佐皇帝后，又派人把王振叫来，王振跪下后，张氏突然脸色一变，厉声喝道：
“你侍候皇帝不循规矩，应当赐死！”
身旁的女官们立刻将刀放在王振的脖子上，吓得王振浑身颤抖。张氏的举动惊吓了英宗和几位大臣，他们全都跪下为王振讲情，张氏才饶了他，但警告他:
“你们这种人，自古多误人国，皇帝年幼，哪里知道！现因皇帝和大臣为你讲情，且饶过你这一次，今后再犯，一定治罪不饶。”
此后，张氏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就马上派人召王振来责备他，所以在张氏有生之年，王振一直无法真正擅政。
而王振对此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并改变策略。
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是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广交朝臣，大量培植私党，羽翼渐丰。
最明显的是1441年王振进宫参加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竣工宴会，他刚刚到门外时，宫中百官即向他朝拜，表示欢迎，这充分说明王振虽然受到张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他势力已逐步强大起来。
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王振失去了对其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三杨中的杨荣在1440年病死。
在王振的钻营下，杨士奇、杨溥日益孤立，王振随着张氏的去世，其势力越来越大，百官若有不满均被逮捕，以至朝臣人人自危，杨士奇也无法制止。
王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开始向杨士奇下手，寻找其把柄，偏偏杨士奇的儿子很不争气，其子杨稷为人傲横，施暴杀人。
1442年在王振授意下，各位御史相继弹劾并罗织罪状给杨士奇，年近八十的杨士奇已无力争斗，心灰意冷下只能以老疾告辞，两年后忧郁而终。
打掉了杨士奇，剩下的老迈的杨溥无论是资历威望还是心计均不如杨荣和杨士奇，根本不足为虑。
这样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在扫除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朱元璋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
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至此曾经的穷秀才王振终于实现了自己位极人臣，大红大紫的梦想。
后续
掌权后的王振贪婪的本性逐渐暴露，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和对自己不恭敬之人。
同时他还遍受贿赂，大肆贪污，在王振死后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六十余库，玉盘一百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的二十余株，其它珍玩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1449年王振怂恿朱祁镇亲征征讨瓦剌，但在土木堡惨败，史称土木堡之变，王振本人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锥捶死，可谓恶有恶报。
但明朝的专制体系注定宦官乱政还会持续下去，大明在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彼此消耗中走向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