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安石变法，是在公元1069年至1085年宋神宗赵顼时期，王安石发动的以增加财政收入为手段，旨在改变北宋财政危机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
因为神宗年号熙宁，所以又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具有重大意义，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明朝时期张居正改革并列的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
虽然王安石的“开源”式改革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缓解了北宋财政危机，但由于改革内容超前，导致社会撕裂，阶级矛盾加剧，再加上用人执行不当，最终新法被废止，改革宣告失败。
盛世下的财政危机
公元960年，北宋建国以来，历代统治者积极发展农业，鼓励商业和城镇经济，注重海外交流和经商，奉行开明政治，复兴儒学，科技突飞猛进。
公元1000年，北宋GDP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由于推广占城稻，人口从980年的3710万迅速增至1124年的12600万。
此后经历仁宗、英宗至神宗，北宋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规模再创新高，文化更是盛极一时。
然而在一片繁荣盛世的背后却隐藏着极为深重的社会危机。
首先是北宋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北宋建国后，为了防止宰相专权和地方藩镇割据，赵匡胤采取分权策略。
在中央设置枢密院和三司使，分别分割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宰相作为朝廷百官之首，只掌握民政，同时设置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制约宰相。
地方设置知州、通判和转运使，在行政和税赋方面压制节度使。
另外，为削弱官员权力，北宋实行一职多官，再加上大兴科举和恩荫制，形成“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局面，导致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臃肿。
这一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需要一年比一年高的财政支出来供养规模庞大的官僚。
当然，这还仅是一部分，北宋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冗兵”。
北宋实行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在建国之初就建立以中央禁军为核心的庞大军事体系，禁军实行募兵制，驻守在京畿要地，后期为了抵御契丹和西夏的侵略，军队规模不断扩大。
而北宋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军队将领频繁轮换，兵将之间不熟悉，所以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北宋需要大量财力养军以及承担战争失败的所有成本。
长期以来，军队、官僚的激增，导致财政压力陡增。
更不幸的是，土地兼并日期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而富豪通过隐瞒土地避税，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连年财政赤字，以至于“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而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摊派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
再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各地怨声载道，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北宋又不得不调集人力物力财力平叛，致使财政进一步恶化。
所以在1067年神宗继位时，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但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王安石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呼之欲出。
从天才少年到朝堂宰辅
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江西临川县的普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王益在当时是临江军判官，据传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能够做到过目不忘，下笔成文。
少年时期跟随父亲游历各地，亲身体验民间疾苦，并给了他很大触动，从那时起就立下改革匡扶天下的志向。
这一期间他凭借卓越的才华和一手高深的文章结识了当时的大文豪曾巩、欧阳修等人。
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被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进京的机会，主动前往鄞县任知县。
此后的十多年间，他先后担任舒州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等职，在地方任职期间，王安石勤政爱民、兴修水利、扩办学校，政绩斐然。
再加上他淡泊名利、遵纪守道，得到宰相文彦博的赏识，文彦博就把王安石推荐给了当时的仁宗皇帝。
1058年，王安石进京被调为度支判官，在述职时王安石就向仁宗详细阐述变法主张，但仁宗并未采纳。
在京期间，王安石只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经常据理力争，由于秉性过于正直较真，得罪了很多王公大臣。
1063年，王安石一气之下借着母亲去世的机会辞官回家守丧，英宗在位时期（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王安石，他就以生病和守丧为由拒绝入朝。
直到1067年神宗继位，王安石的命运才有了转机。由于神宗早就仰慕王安石的名声，十分诚恳地征诏他。
王安石决定入仕，先是担任江宁知府，很快就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得以进入中枢机要，并得到神宗器重。
超前的变法——王安石利用金融手段实施“开源”改革
1068年，王安石再次提出变法主张，他认为北宋财政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开支过多，而是收入来源过少。
最好的富国之路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这与二十多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截然相反，神宗也觉得，既然节流不行，那就开源吧。
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导变法，并于次年提拔其为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安石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农业、徭役、科举和军事等方面，涵盖整个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在夏秋季节归还；
二是市易法，在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面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本金利息；
三是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四是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
以上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变法比起庆历新政时裁撤冗官，简单地减少财政开支成本相比，更具复杂性专业性。
尤其是青苗法和市易法，王安石通过发放贷款来赚取利息，国家充当银行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已具备近代金融业的雏形。
要知道荷兰人建立全球第一家银行是在六百年后的十七世纪，而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王安石已经有了借贷谋利的理念，不得不说其思想意识十分超前。
就如同一千年前王莽实行土地公有制以解决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和阶级矛盾一样，而王安石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增加收入以解决财政危机。
在新法实施的十五年间，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尤其是“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使国库充裕。
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免役法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
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同时王安石推行的强兵策略也有了很大成效。
1073年，王安石指挥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招抚羌族三十万，北宋在军事上取得空前大捷，“积弱”现象也有了一定转变。
从以上内容，王安石的变法似乎已经成功，但事情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新旧党争——王安石为何折戟沉沙
王莽作为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什么时代就要办适合当下的事情，否则不仅效果适得其反，改革者也会身陷囹圄，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有一点不可否认，王安石的改革初衷是好的，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打击大官僚大商人，使农民和普通百姓不再受其盘剥。
王安石的接近金融的改革在当代是很平常且容易执行的措施，但在落后的封建王朝却产生“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效果。
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
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但地方官员却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以此中饱私囊，发展到后来，地方官员甚至强迫农民贷款青苗，很多农民因为还不上贷款而破产。
免役法更是让百姓叫苦不迭，以至于发展到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人，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农民更是被强迫交钱，剥削进一步加重。
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激化。
1072年，甚至发生了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宅前闹事的事情。
所以无论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扭曲政策，为个人谋私利，以至于所有改革完全违背了初衷。
另外，用人失当也是王安石变法的一大弊端，除王安石个人操守良好外，其他改革派中如吕惠卿、吕嘉问、蔡京等个人品质很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吕惠卿在成为参知政事后背信弃义，屡次在背后进谗言打压王安石，蔡京更是成为北宋末年的头号贪官。
王安石变法中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保守派打击王安石的由头。法令颁行不足一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与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展开激烈交锋。
御史中丞吕诲率先发难，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毫不留情地将吕诲贬为地方官，随后庆历新政时期的元老韩琦上疏请求停止青苗法。
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以退为进，请求辞官归隐，但神宗极力挽留，王安石借此加大变法力度，期间与司马光进行多次论战，并批评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1074年，守旧势力以“天下大旱”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加上免役钱激起极大社会民愤，神宗开始日夜担忧，寝食不安。
此后司马光与其手下上书《流民图》，将饥民流离失所归结于新法，变法最大的支持者神宗终于发生动摇。
不久，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至此神宗彻底“缴械”，不得已将王安石罢黜宰相职务。
虽然在革新派部分大臣的支持下，王安石于1075年再次拜相，但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已力不从心。
1076年他的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几个月后辞去宰相之职，从1077年至1079年，王安石先后担任镇南军节度使、观文殿大学士、荆国公。
1085年，王安石变法的后台老板神宗病逝，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任用司马光为相，新法被全面废除。
1086年一代改革家王安石病逝，不过王安石死后获赠太傅，个人结局与商鞅、吴起、张居正等改革家相比还算圆满。
小结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太大，改革内容没有适应的土壤。
而王安石变法的最终目的是应对封建王朝的内部危机，并不是为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这等于他用近代“方子”开古代的“药”，所以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