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六年》记载，公元前567年，郑国人将刑法条文刻在鼎上，出现了严密的成文法。听闻此事后，晋国的叔向给郑国的执政子产写了一封信，里面说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接着，叔向预言道：
“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子产死后，游吉、驷歂都无力扭转国家日益衰落的局面，郑国最终被韩国吞并。对于，叔向的著名论断，晋人杜预总结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而明人顾炎武则在《日知录》中进行了引申解释，他说：
“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
在太平之时，法制安稳运行，人人皆遵从，此所谓“人从法”；而在衰世之时，法令愈加严密，被酷吏用来当做压迫百姓的手段，此所谓“法从人”。法令严密是末世的特征，在这种时代之下，酷吏与奸民都懂得公报私仇的手段，通过引诱良民不慎犯法来达到不教而诛的目的。那时，互相举报、互相切割、互相迫害的风气十分盛行，并为更严重的战乱、争斗埋下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伏笔。所以说：“国将亡，必多制”。
顾炎武论“国将亡，必多制”的历史规律
判案是否应完全以法典为依据？
春秋是历史上公认的衰世，它上承西周的治世，下启战国的乱世。在鲁襄公年间，郑国的子产与晋国的士匄都积极“铸刑书”、修法典，改变过去以传统、判例和习惯为判案依据的做法，改为以法典为判案依据。
《尚书·吕刑》记载，在西周时，周穆王与吕侯谈论法律问题，提到了五刑、五罚与五过。当时的法律条文很简略，只是举其大纲而已。在具体审判时，法官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案，对法条的依赖较弱，“不豫设定法”。在这种情况下，好的法官要比好的法典更重要，此所谓“非佞折狱，惟良折狱”。倘若法官是个佞人，那么他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片言折狱，从而陷良民于牢狱。所以，治世之时，贤人登进，奸佞贬窜，英明的法官根据法律大纲进行灵活判案，争取判得人人信服。
而到了衰世之时，贤人稀少，庸人繁多，因此摆烂——把一切都交给法典，法官只是根据条文来机械判案。当这种“定法”出现之后，即使情有可恕，也不敢“曲法以矜之”——唐朝的徐元庆为父报仇，然后投案自首，陈子昂明明很同情此人，却仍建议判其死罪，然后表彰他的孝心，这种道德与法之间的自相矛盾，引起很大的争议；同时，“定法”也会导致许多恶徒能钻法网的漏洞，躲过刑罚。西汉游侠郭解身负多桩命案，并且畏罪潜逃，在被官兵抓获之后，法官发现郭解所制造的命案都发生在大赦之前，因此只得将其无罪释放。
“铸刑书”、修法典，将其公之于众，名义上是开诚布公，而实际上忙于生计的良民是没有时间去阅读这些枯燥条文的；而那些奸猾的酷吏却对条文格外用心，他们玩弄“以公法展私情”的权谋手段，动辄控告他人谋反，陷其于灭族的绝境。官员、酷吏手中的权力会随着法令数量的增加而变大，更加不受限制，最终导致吏治大坏，官民矛盾尖锐。
法令繁多是衰世的基本标志
叔向说“铸刑书”是衰世的特征，而生于衰世的老子与孔子也都反对繁多的法令。
老子说：“法物兹章，而盗贼多有。”衰世之下，社会矛盾增多，前人所立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够用来应对新状况了。后人不敢轻易废除前代的条文，于是又继续增加条文的数量，“复立一法以救之”；每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掌权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法律未能落实而造成的问题，反而认为条文还不够，要继续加强立法、完善立法，充分赋权，导致法令愈繁而弊愈多。
衰世之下的官员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从来都是“加强监管力度”，而要加强监管，就得赋予官员更多的权力。手握重权的官员在面对繁多的法令时，就会选择性执法，使得事态更加恶化，用人治取代了法治。因为监管者都是官员，“加强监管力度”这种逻辑就假定官员们都是最聪明、最优秀的，不会管错地方，不需要法律来制约，它把官员视为高人一等，而百姓都是巨婴，需要被监管。
例如，当盗贼出现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是由上级官员督责下级胥吏履行职责，捉捕要犯，在法律的制约下，谁犯错就应由谁负责；胥吏如果懒散、官员如果督责不到位，就会被一同查办。而在衰世之下，统治者却认为盗贼太多是因为胥吏的权力还不够大造成的，为了让他们能够“加强监管”，就赋予其入室搜查、酷刑逼供以及生杀定罪的大权，以此来威慑百姓，使其不敢为盗——这样，官吏反而成为了更大的盗贼，使得“盗贼多有”。
法令应精简，而不是滋彰
汉初之时，“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法令简朴而循吏倍出；到了汉武帝之时，国家多事，赋税转重，使民争相为盗贼；武帝便任用张汤、王温舒和尹齐等酷吏捕杀“奸民”，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说：
“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
然而，除了屠杀很多人之外，武帝并未使国家的境况得到改善。到了昭宣中兴之时，朝廷才进行了整顿吏治的运动，汉宣帝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他大举提拔王成、黄霸、朱邑、龚遂等循吏，诛灭赵广汉、韩延寿和严延年等酷吏，终于改善了武帝末年以来的酷吏风气。
到了汉末之时，汉成帝怠于政事，贵戚骄恣，世风日下，“长安中奸猾浸多”。于是朝廷又重用酷吏尹赏，兴起大狱，多杀无辜。“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而西汉终于灭亡。
《汉书》中的历史规律
单靠法制，不足以治理天下
法制对于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治理国家却不能单靠法律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蛮族几乎只受大自然和气候的支配，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中国政体大获成功，原因在于一丝不苟地遵守礼仪”，“只要找到了一丝不苟地遵奉礼仪的的方法，中国就可以治理得很好”，“中国政体一旦被抛弃，道德一旦沦丧，国家立即就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随即爆发。”——这可谓真知灼见，他道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与规律。
相比于法制来说，中国更多是依靠风俗来进行统治。中国历史上固然产生过法家，侵入过许多想要颠覆华夏风俗的蛮族，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中国五千年政治文明绵绵不绝的根源就在于风俗治国的传统。
这个历史规律也被古代思想家们所发现并承认，苏轼对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写道：
“法制禁令，王者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
秦孝公用商鞅行变法，尽废三代风俗；秦始皇焚灭诗书，专用法家术士，秦朝却短命而亡。汉朝为了不在马背上治天下，又重新变易服色、效法三代，并且独尊儒术；五胡侵入中原之初，皆欲存其本俗，却循起循灭，始终未能形成稳固的统治秩序。直到北魏太武帝重用汉人崔浩以开国，孝文帝进行汉化以变风俗，才使鲜卑摆脱“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噩梦；胡元入主华夏，歧视南人，结果也没有形成有序的政治统治，在八十多年里共换了十一个皇帝；朱元璋北伐后，又重新衣冠复古，“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恢复中国人传统的风俗。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中国是依靠风俗来进行统治的。谁败坏了民族的风俗，扭曲了民众的价值观，散布谎言与迷信，混淆是非黑白，谁就会使国家步入衰世——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道德一沦丧，革命就兴起，赵高指鹿为马、王莽虚伪造作、董卓霸道专横、朱温残酷好杀等等，每一朝代的末尾必然伴随一次严重的道德滑坡与价值观混乱，这是中国历史之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