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夏关系的稳定，影响着北宋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地方财政税收混乱——北宋立国，西北二边虎视眈眈，加之不利的防御形势，使得宋廷长期执行军事财政政策以供给沿边军费与战争开支。而自中唐以来的盐茶之利逐渐成为北宋时期财政收入的一大项目。如何设置更有效的盐茶之法，以期获得更丰厚的盐茶之利，从而保障国家安全，成为宋廷施政要点。
不过，宋夏关系稳定与否成为影响北宋实施盐茶法以达目的的重要因素，并出现财政政策随宋夏关系起伏而变化的规律性倾向。本文将立足仁宗时宋夏战争前后各财政政策变动，探讨宋夏关系对北宋财政政策之影响。
北宋财政收支及政策调整
宋夏战争大大增加了西北沿边军费开支，使得本已严峻的军事财政政策出现危机，这导致宋廷在财政政策上施行省费增收的政策，而政策施行的效果也差强人意。同时，新财政政策的临时性和盲目性特点使得新法缺乏持久性。
当宋夏关系缓和时，原有的临时性财政政策便缺乏了存在的时空土壤，更加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法应运而生。
北宋财政一直以军事财政为主，这是由其国防形势所决定的。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不断增加的军费，对本已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产生更大的冲击。因此，宋廷不得不调整自身的财政政策，在省费的同时，又在茶盐禁榷方面提出了新举措。
宋夏战争加剧财政支出危机
宋夏关系紧张之后，北宋在对夏沿边地区驻有大量军队，所耗军费自然不少。而军费的构成包括两部分，一为军士的军俸和赏给，这与沿边驻扎军队数额多少以及战争进程有直接关系。
二为战争军储物资费用，在宋夏关系紧张时，此项费用增加明显。首先是西北驻兵数额与军俸估计。自继迁叛宋以后，北宋在陕西路、河东路皆驻有大量军队。
至真宗时，陕西驻兵数量已相当可观。咸平六年（1003）陕西路驻兵“远近宿兵不下十万”，而其所耗军费已经达到七十万余贯，“比约诸郡公钱充费，一年计以七十万五千余贯”。如此规模的军费开支自然是地方财政不能独力供给的，于是，自朝廷又支纳了三十万贯来补充陕西十州军支用。
宝元元年（1038）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宋廷被迫在陕西路沿边地区增派大量军队，致使所驻军队数量不断攀升。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上书言，陕西路“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
庆历元年（1041）六月，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奏报陕西四路屯兵共计二十万，仍需添置指挥，随后宋廷诏准其请，添乡兵弓手共计六万，合计二十六万。
若以康定元年（1040）兵额数算，并据张方平之估计，“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而乡兵虽然因“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而耗费较少，但仍要对乡兵进行必要的训练和军事装备支持。
则康定元年（1040）陕西路驻军军俸估计在一千五百万贯以上。若按范仲淹对禁军一年所耗军费的估计，明道年间每名禁军岁费达百贯左右，“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那么，预估陕西路军士军俸总开支至少在两千万贯以上。
北宋的赏给和补贴
自宝元以来，宋廷不断加大优赏沿边军士或抚恤战没家属，这笔开支数目不小。比如，在宝元二年（1039）二月至康定元年（1040）二月，一年时间内，宋廷赐予陕西路军士役卒等各名目缗钱共八次之多。
宝元二年（1039）三月，宋廷“赐鄜延、环庆、泾原、秦凤、麟府等路缘边军士缗钱。”四月，“赐延州修城役卒缗钱。”十月，“赐麟府州及川峡军士缗钱。”十二月，“赐自今至鄜延路马递及急脚铺卒缗钱，又赐鄜延路戍兵缗钱。”
闰十二月，“赐陕西及麟、府、石三州缘边军士缗钱。”康定元年（1040）正月，“赐陕西路缗钱”。二月，“赐陕西缘边戍兵缗钱。”同月，“赐延州守城兵缗钱。”而自明道二年（1033）至宝元元年（1038）八月的五年余时间内，宋廷赐陕西路军将腊茶，抚恤庆州败军士卒以及奖励修石州伏落寨军士总共才三次。
对比宋夏战争开始前后，宋廷对陕西路军士赏给支费情况，可谓是天壤之别。再次，除了将士俸禄费用浩大外，还有军事物资的筹集与购买，其中最大项目便是刍粮便籴。
如宝元元年（1038）九月，是为宋夏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宋廷已有察觉元昊将反，故而“出内藏库锦绮绫罗一百万，下陕西路市籴军储。”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仁宗又拿出内藏库内估值约三十万缗的珍珠赐予三司，用于陕西军储，“出内府真珠估缗钱三十万，赐三司，不若散之民间，收其直助糴边储。”
康定元年（1040）二月，刚刚经历三川口惨败后的宋廷为应付西北沿边军储以御西夏，“出内藏库缗钱八十万，付陕西市糴军储。”两个月后，宋廷又追加二十万贯以资军用，“出左藏、内藏库缗钱各十万，下陕西给军储”。
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宋廷共向陕西路支出四次，共耗内藏、左藏库两百三十万贯，以便籴刍粮。而康定元年（1040）十月至十二月共三个月内，宋廷又三次出钱以助边费，共计三百万缗。
虽未直言所资为陕西边费，但值宋夏交恶之际，想必大部分应输往陕西沿边以助军资。此后，庆历年间宋廷不断向陕西路支付见钱，以备军储。
“宝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师在野，既聚军马，即须入中粮草，在京支还交钞，银钱物帛一岁约支一千万贯以上，三司无以计置，即须内帑供给，庆历二年、三年连年支拨内库银紬绢只此两次六百万足两，三司以补不足，寻即支尽。”可谓是耗竭内帑亦不惜。
总之，宋夏战争开始以后，陕西路、河东路等将士的军俸、赏给以及战争军储大为增加，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仅由陕西、河东路等本路供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宋廷不断向其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这使得陕西路财政收支居高不下。
宋夏战争导致陕西路财政收支大为增加，绝大部分与对夏沿边军费开支有关。在战争爆发之前，陕西路财政开支已经达到2151万，这超过了驻防河北，防御辽朝的河北路财政开支。
而战争爆发以后，大量禁军移防陕西，使得开支比战前大增56.20%，而河北路则仅仅增加40%左右。这也使得陕西路财政支出已经达到西北三路军费总支出的46.57%。并且，宋廷将中央财政大量转移至陕西路，以补不足，同时，又让陕西路赋税留存地方，并调两川上供入陕，以资军用。
“陕西用兵以来，本路所入税赋，及内库所出并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计，而犹军储未备。”两项措施使得陕西路财政收入大增71.38%，达到了3390万。
这也使得陕西路财政收入占到了西北三路财政总收入的46.37%。而庆历八年（1048）一年财赋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由此可见，陕西一路岁入已占庆历八年（1048）岁入的三成。宋夏战争引发的北宋财政压力可见一斑。
不断增大的财政开支使得原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状况出现了严重困难。宋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节费增收的措施，以期缓解财政危机。
结语
总的来说，宋廷除了加大索取两税和禁榷收入之外，又加大了对地方财政的索取，这导致原先勉强维持地方政府支出的地方财政税收政策开始混乱。“从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已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州县财政亏空日渐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