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赵宋之时，这是中外学者的共同看法。应该也是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吧！
不过，两宋的文化虽然繁荣一时，但是其国家实力却一直不强，在与同时代的辽、西夏还有后来的金交往时常常处于下风。
事实上，北宋从立国之初，太祖、太宗就挖空心思想要消除五代以来的内忧外患，然而，旧弊虽除，新弊又生，“三冗”问题导致的积贫积弱一直困扰着北宋的统治者。
直到北宋中期，仁宗在位之时，各方势力的担忧与日俱增，改革的呼声一日比一日高，仁宗顺应了呼求，让范仲淹主持变法，然而改革却只进行了一年多就夭折，这是为什么呢？
一、庆历新政略述
1.庆历改革的背景
北宋立国之后并未像前代一样对土地问题进行干预来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反而是打出了“田制不立”和“不抑制兼并”的政策，所以自开国以来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和收刮是比较严重的，农民起义从开国之初就有。
到了北宋中期更是此起彼伏，在1041年到1048年，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京东王伦起义，京西张海起义和河北王则起义，这是内患。
而外部，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外交层面上也多有不如意。与大辽虽然从1004年的“澶渊之盟”后基本停止了交战，但这是以宋每年送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为代价的。
与此同时，建国于1038年的西夏频繁侵扰大宋的西北边境，而宋廷与其作战也多次失败，双方形成了拉锯。
与西夏作战的军费支出和每年送给辽的岁贡是一笔不小开销，这大大加重了宋朝百姓的负担，如此，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宋廷。特别是在1042年，宋与西夏的交锋遭遇惨败，朝野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宋仁宗应大臣们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罢免宰相吕夷简，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与宰相章得象共同执政，由此范仲淹被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
2.庆历新政
仁宗此时忧心如焚，希望马上改革，对范仲淹是一再的催促，并且是开了天章阁，要求范仲淹“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范仲淹等人深思之后向仁宗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
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一为明黜陟，二为抑侥幸，三为精贡举，四为择官长，五为均公田，六为厚农桑，七为修戎备，八为减徭役，九为覃恩信，十为重命令。
这十条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条为整顿吏治，后三条是论富强，最后两条是系前八之事之运用，其中的思想就是欲富国，先富民，欲富民，要先澄清吏治，先澄清吏治就要先裁冗滥，任贤才。
范仲淹的想法就是要先改革吏治，这是没有错的，确实切中时弊。在这一年多的改革中具体被实施的也就是整顿吏治的三条——明黜陟，抑侥幸和择官长。这三条政策若能落到实处，北宋的官僚队伍可能可以为之一新，但事与愿违。
当年十月初，朝廷任命张温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别担任河北、淮南、京东和河东的都转运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吏治，其时，范仲淹在京都翻阅班簿，只要发现不称职就立即一笔勾去，引起了许多朝臣不满。
二十八日，宋仁宗正是下令实施新法，明黜陟一条开始见之于行动，次月十九日，朝廷作出新规，对传统的恩荫制度进行改革，四天之后，又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不过对高、中级官僚沿用旧制。
当一系列措施公布之后，整个北宋官僚队伍为之大震，几乎人人都牵连，高中层因为升迁之路被阻而恼怒，下层官员因丧失恩荫机会而愤恨，范仲淹一党由此成为了公敌，《长篇》中有载“按察使多所举核，人心自不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变。于是诽谤浸盛”。
声名远扬的一代宰相范仲淹推行变法不足一年便被群臣攻讦，落得满身骂名，即便是宋仁宗也无能为力，最终庆历新政早早夭折，范仲淹于变法的次年（1044年）自请外出巡边，远离朝堂。
二、对庆历新政失败原因的探讨
1.对于“一家哭如何一路哭”的选择
范仲淹是少孤力学，素怀大志，通过科举考试才出人头地的，入仕途之后一直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正直，为官有政声，在当时受到了士大夫的推崇，这也是他能被推举出来主持改革的原因之一。
范仲淹也是干实事的人，在改革中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力图以自己一人之力改变宋朝自立国以来的积弊，但却不想是动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抗。
先是明黜陟，对官员的升迁进行严格的控制，使“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长篇》），来改变官员升迁只是论资排辈的陋习。除去那些“内有事状狠滥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长篇》）的升迁。
再者是抑侥幸。北宋官员选拔除了科举一条路外，还有恩荫、进纳、吏员出职诸途并开，有时更是因人因事添设职务，出现了“三员守一缺”的现象。这种选官方式是北宋冗官冗费的主要原因之一，使朝廷不堪重负。若是此弊不除，朝廷就难在其他事情上有所作为。
所以范仲淹针对恩荫制度提出了抑侥幸，要控制这种靠关系入仕的途径，具体作法就是对恩荫人数进行控制或者进行考试选拔，合格者方能授官，以达到“内外朝臣各务久于其职，不为苟且之政”。（《长编》）
最后是择官长。这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选拔的，北宋的人事权力大量集中于中央，人员升迁就是前文所说的论资排辈，结果造成“濡弱者不能检吏，得以蠢民;强干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长篇》）所以范仲淹希望通过加强各路“监司”的权力，负责甄别州县官员的善恶，选拔合适的官员。
这三条政策一实施，范仲淹对官员选拔升迁进行了严格地筛查，只要不合他要求的都是一笔勾之。
富弼说范仲淹这样太过了，一笔下去一官就没了，全家都得哀哭，范仲淹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一家哭总比因任免一个不合格的官员造成一路各家各户都哭的好，这就是“一家哭如何一路哭”名言的由来。
范仲淹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这三条政策得罪人实在是太多了，比如那些外戚、皇室人员那么都是通过恩荫入仕，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就是按照资历升迁的人……
而且北宋自立国以来就形成了一定的选官方式，突然间要大变，让很多人既得利益者受损，他们当然群起反抗了。其中有的暗中使绊子，有的则是公开反对。一个叫王拱辰的御史闹罢工，不来上班。
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改革派及新政推行，诬蔑其“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前朝老臣夏竦更是大力宣传诬蔑范仲淹等人结党。
2.朋党之争的大忌
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主持庆历新政的人是通过党争上台的，可上台之后未尽去朋党之习，自命为君子而责小人，犯了官场的大忌，犯了皇帝的大忌。
范仲淹等人是通过和宰相吕夷简斗争上台的。吕夷简是老于世故的官僚，范仲淹一党与之几次斗争均落败，直至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政权，专门与宋廷对抗，使得北宋西北边境不得安宁。
时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二人一时之间成为了对西夏抗衡的顶梁柱，仁宗将他们视为肱骨。而身为宰相的吕夷简拿不出有效的方法，着实让人失望，与此同时，朝廷中正直的大臣李若谷、富弼、王饶臣等为范仲淹等人的升迁轮番上言。
仁宗为了应对时势，在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到四月对中枢官员进行了调整，吕夷简罢相，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韩琦、富弼拜枢密副使，欧阳修为谏官。
这些人可谓春风得意，在他们看来此次的胜利不单单是个人的胜利，而是“盖以一邪退则共类退，一贤进则共类进”（《长篇》），俨然把自己看成了一“党”。
甚至在这种狂热地幸喜中还让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下了《庆历圣德颂》，指名道姓地歌颂一批人和鞭挞一批人，锋芒毕现，把朋党之争给推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之后实行的新政，虽然有利于革除积弊但是得罪人太多不利于执政者改革，对此范仲淹等却不以为意。欧阳修还专门写下了《朋党论》上书给皇帝，刻意地宣扬朋党有理。
他们这种光明正大的“结党”犯了历代皇帝的大忌也给对手攻击自己的机会。对手夏竦命人仿石介笔迹制造了一件耸人听闻的“政变案”，一时之间谣言四起，范仲淹等人害怕，不得不请求出京巡边，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庆历新政失败社会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者范仲淹等人虽抓住了时弊要害提出了具体措施，但在实际行动中未能考虑周全，灵活应变，导致改革草草收场。
参考文献
1《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2《庆历新政略论》
3《“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范仲淹的名言与庆历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