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枢纽。
安史之乱发生前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社会心理角度还是统治阶层思想政治角度来看，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唐文化也必然随之发生改变。
在繁华的盛唐时期，我们可以感受到盛唐诗人的浪漫，豪爽，博大，宽阔，可以感受到盛唐人积极浪漫的生活热情，但随着唐中期社会政治环境急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生活以及社会文化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随安史之乱战火烟消云散的，除了人们积极热情的生活态度，还有生活在那个时期人民的文化自信，士大夫们开启了从“视华夏夷狄如一”到“华夷有别”的民族观念转变，以及对于儒学本位的思考。
本文将着眼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的文化剧变，重现唐中期的文化大貌发展节点，并重点分析剧变的产生原因。
一、唐中期华夷之辨的重提
1、华夷之辨渊源
华夷之辨，又称之为“华夷之别”，即区别华夏和蛮夷，其在中国古代史中渊源颇深。
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中原的文明与周边民族文明的对峙，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了中华文明的本位性、优越性和独特性，唐代的华夷观就是基于华夏文化的优越感而产生的。
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表现为对华夷两大群体的想象和解释，并且逐渐构成了华夏确立自身文化的认同感，这个思想可以说是几千年来封建王朝处理文化和民族问题的准则，具有深远的时代影响。
唐代的开放和包容，以及唐前中期对待异族的开放心态，一直为后世所褒奖。
唐代初期，中央王朝的统治者虽然自诩为华夏人，但其实“唐源流出于夷狄”，因此，唐代统治者能够对少数民族做到一视同仁，正如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可以看到唐初期，文化是包容开放的，对于异族文化也如此。
2、安史之乱诱发华夷之辨
唐朝华夷之辨的形成转折点，大致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后。
安史之乱后，唐统治内忧外患，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一系列问题，外有吐蕃等游牧民族的虎视眈眈，国势日渐衰微，而统治集团却无所作为，政治态度日益软弱保守，逐渐式微的政治形势令士大夫们不得不思考华夷之辨，树立起中华文明对夷狄文明的优越性，从而激发唐王朝的民族自信，以振作社会，重聚人心。
华夷之辨虽然在唐之前就已存在，但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促使了中唐人士重提华夷之变，在时代巨变的影响下，儒学发生了从初唐时期崇尚表面的礼乐到重视儒学道德内涵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儒学家们大多带有士族思想，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带有士族思想的局限性，他们没有深入的对儒学内涵进行阐释和分析，这一切都要留待韩愈、柳宗元等人来突破。
士大夫们开始将华夷之辨重提，并引领当时的士大夫确认以儒学为主干的华夏本位文化，从而掀起了中唐的儒学复兴思潮，崇文运动由此产生。
3、藩镇割据迫使思考华夷之辨
安史之乱平定后，安史旧部在河北等地的藩镇割据，导致了彼此区域之间相互分离，唐王朝的中央权力进一步被分割。
于是，思考恢复儒家本位、恢复纲常秩序成为士大夫们追求的目标，复古之风开始兴起。
以韩愈，柳宗元为领导的古文运动，要求剔除所谓的外来蛮狄的成分，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说：“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引起...故当时特殊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知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唐中期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深深地刺激了唐王朝的统治，集体安史叛乱的主导者为胡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观念，唐王朝开始对胡人的军事系统采取防御的措施，抑武措施兴起。
二、唐中期文化剧变原因分析
1、社会心理变化
在唐中后期，人们通过诗词留下了对盛唐的追忆与思念。
杜甫在《忆昔》中曾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些美好，只能在回忆中重现，而人们现实中所取而代之的却是黑暗腐败的政治统治。
安史之乱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尚未愈合，却又不得不在令人窒息、政治不清明的空间中生存，加上战乱导致生产经济的衰落，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盛唐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百姓们在心灵和肉体上都遭受着摧残与折磨。
在这种局面下，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明显的扭曲和变形，钱起在《过温逸人旧居》一诗中写道：“浮俗见浇淳，斯人谁继妙。”便透露出政治的腐败，而大家对于这种现象却无能为力，于是形成一种完全扭曲的社会心态。
2、朋党之争
除了社会巨变导致人们生活产生变化以外，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对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影响也十分深刻。
唐文宗在《除朋党禁诏》中写道：“朕承天之序，烛理未明，劳虚襟以求贤,励宽德以容众...今既再申朝典,一变浇风,扫清朋比之徒,整伤贞廉之俗”。
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地位竞争，随着时期之长而逐渐剧增，而士大夫与众朋党之争置身事外也几乎不可能，朋党之争触及的社会面十分广泛，于是对于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也十分深刻。
而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很能反映社会风气和社会本质的，盛唐时人们的关系宽松和谐、一见如故、携手同游、饮酒赋诗，而中唐时期对于亲友的诗词中，多是悲叹，刘禹锡的“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则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一言蔽之，文化的变迁会造成文化的分裂，对于生活在社当时社会人们的人格也会造成一定的分裂。
中唐时期政治黑暗，世风浅，人情薄，从而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社会心理，人人“惶惶而不自知何处”，生活在“天有不测风云”的彷徨苦闷之中，对未来、对前途、对理想丧失了希望，对生活感到失望，文化自信更无从谈起。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寻求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寄托之所。
3、佛教引入的影响
唐朝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西方宗教在此时纷纷传入中国，如景教、伊斯兰教等，而在唐代影响最大的还要数从印度传中国的佛教，以及在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
但唐代时期的道教，却远远不及佛教对于唐中代社会的影响。
据《历代崇道记》记录的数据，唐以来共有公观一千九百余，道士一万五千余，但这个数字竟远不及佛教的二十分之一。
唐代佛教的盛况可见一斑，中唐时期的帝王从代宗、德宗到文宗，几乎没有不信佛的，并且比之前代帝王有过之而不及。
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对于佛教十分抵触，从韩愈上《论佛骨表》可以看出，韩愈历数前朝帝王，不信佛者均长寿，且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而自从东汉帝王信佛后，运柞不长且一个个崇佛的皇帝成了短命鬼。
韩愈反对佛教输入，从根本上说是不可置否的，但却没有达到劝谏帝王的效果。
事实上，唐中期出生于儒生儒学的文人士大夫，投身于佛门学习的现象也很普遍，甚至激烈反对佛教的韩愈也不能不染于此道。
韩愈的老师是一位正统的儒士，但他同时又是天台宗主持湛然的门人，所以当时佛教在哲学思想上对韩愈，以及其他的文人士大夫以及一般民众所受思想的影响就可想而知。
总结
通过对唐中期时期人们思想以及社会政治变化的点点重现，可以看到安史之乱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影响都是巨大的，可堪称一场从物质生活到文化思想上巨大的浩劫。
战乱的影响、统治的黑暗、社会的朋党之争、人情的浅薄以及佛教的引入，使得唐中后期文化进行着深刻而复杂的变革。
统治者对于藩镇割据的无力，世风日下的文化乱象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开始不得不重提华夷之辨，但这种心态也是固步自封的农耕民族文化排外性的延续，加上中唐时期盛世的局面逐渐衰弱，生活在唐中期的士大夫们一时无法接受衰落的事实，而故做自大的表现，现在看来是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但华夷之辨也只是历史进程中的小插曲，并不能阻止民族融合和开放、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潮流。
安史之乱所导致的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崇文抑武的思想开始逐渐成为唐朝统治者理念，但这也只是被动地与势力日益庞大的藩镇割据者进行对抗，依旧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大唐的颓势。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
2、《金明馆丛稿初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