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官有气节、腰杆硬,动不动就会上疏找皇帝的不是,但是真正敢于厉骂君父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嘉靖朝的海瑞,他的那道《治安疏》闻名于世;另一个是雒于仁,只不过熟悉他的人并不多。
雒于仁,字依仲,号少泾,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出生年月不详,他于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御史没有查到他的殿试的具体名次,估计是三甲。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外放知县。
考中进士后,通过吏部的铨选,雒于仁被任命为肥乡知县。三年任期内颇有美政,不久调任清丰知县。这里需要讲一下,明代的县的划等标准与清代不同,清代的县是以冲、繁、疲、难划缺的,而明代是以赋税多寡将县分为大、中、小三等的。
肥乡县属于小县,而清丰县属于中县,所以雒于仁从肥乡调任清丰理论上说也属于晋升。在清丰县任上,雒于仁的政绩突出,在大计考核中被列为一等。万历十七年,雒于仁被调至京城任职,担任大理寺评事。
然而雒于仁的心思不在做官上,他以天下为己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决定要效仿海瑞给万历皇帝提提醒,敲一敲警钟。但此举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前程命运。
让万历恼羞成怒的《酒色财气四箴疏》
万历十七年(1589)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万历皇帝因此停止朝贺,以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凡祭天谒陵之事一律派官员代劳,政事不亲,讲筵久辍。
雒于仁眼看皇帝日渐懒政,且逐渐呈现出昏君的态势,便不顾一切大胆直言,上了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此疏可谓切中要害,直击万历的痛处。
一是“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病名之曰“嗜酒”;
二是“宠十俊(十宦官)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病名之曰“恋色”;
三是“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遣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病名之曰“贪财”;
四是“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宫,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病名之曰“尚气”。这四种疾病使皇上“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
雒于仁还赠与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句箴言,即“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并以此作为药方献给万历皇帝,希望他能改过从善,否则的话,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期。
万历十八年大年初一日,万历皇帝召见了阁臣申时行等人,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首辅申时行看过这道奏疏后,十分赞同雒于仁,但又不能直接为他开脱,便对万历皇帝说,如果公布雒于仁的罪状,外面人反而真以为陛下患了酒、色、财、气四病。万历也觉得这样确实对自己不利,于是就把雒于仁免职结案了。
万历四病中财、气两项是重中之重
作为皇帝好酒好色本不稀奇,就算是汉武帝、唐明皇那样的名君,也都患有酒、色之病。只不过这两样对国家社稷的危害总体不算大。万历皇帝的财、气两病才是致使大明王朝根基动摇的关键。
仅仅是抄了张居正的家,这多少还有点君臣矛盾在里头。可是万历皇帝又派出太监肆意掠夺民财,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他便派出大量的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刮民脂民膏。
而这些宦官们搜刮所得,送给万历皇帝的不及十分之一,大部分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特别是所到之处,老百姓被敲诈勒索,民不聊生。
至于“气”这一病危害更大,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说白了就是在和大臣赌气,因为在“国本”问题上,他无力与大臣抗争,便以不上朝与大臣进行持久的冷战。
到了万历后期,就连内阁首辅也很难见到他的面,很多军国要务得不到及时处理,全国的官员升迁调补也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出现了十衙九空的现象。
内不理政务,外民怨沸腾,这样的局面又能撑多久。所以到了万历去世以后,关内关外已是风声鹤唳,农民起义不断,后金政权崛起。史料中说“明实亡于万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