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时期，仁宗为避免发起战争，对辽、西夏实行了哪些外交政策？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仁宗承太宗、真宗为其铺垫江山，周边局势皆有所了解和定势，不至于黑暗中摸索前进。
北宋已经无法改变周边政权林立的局面，难成盛唐万方来朝的威势，至仁宗时期已经安于现状，只要有方法解决对外交往问题，就避免发起战争，朝野上下盛行恣情享乐，粉饰太平。
仁宗朝对辽、西夏政策分析
仁宗朝对外交往重点集中于辽，辽势力强大威胁北宋边境，宋不敢放松警惕，以至于忽视了西夏的崛起，仁宗原本好战喜攻，面对西夏挑衅权威，主战廷臣又占据上风，战败后，与西夏交往也成为外交重点。
使臣群体的任务是对外交涉，探听情报，贯彻对外政策，所以研究使臣群体归于最后所展现的是一个国家对外的态度和政策。宋辽夏三方是相互制约、相互利用、相互友好的“铁三角”关系，任何一方势力强大或是有异动都会破坏这个局势和稳定，所以三方相互掣肘、相互防范，这是一场博弈，任何一方都不能放松与认输。
仁宗针对辽夏政权和环境形势制定对策，对辽政策主要是怀柔政策，同时还有一定程度的军事防守政策，对夏政策从一开始的战略政策到战败后的谈判政策，最后采取机智的牵制发展，其中制定原因思虑不同，自然是效果不一。
任何历史时期的形势都是变化多端，个中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处理这一团乱麻就成为考验统治者、官员能力的一大难题。仁宗的处理方式既延续真宗的思想，又创新出新的方式，对于分析当时局势、对外交往有很大启发作用。
宋对辽、西夏政策依据的异同
因重视程度、地位分量不同，故而事有轻重缓急，外交亦是如此。北宋外交政治重点为辽，对夏并不放在眼里。辽发起的边界挑衅，宋极力避免战争，用丰厚的金帛换来和平，辽对宋也是友好有加，如双方国君互赠画像等，并且对辽的了解和分析层次更深。辽使来宋，礼仪规格皆为上品，甚至仁宗亲自接见。对辽包容性极强。
对于西夏的自立为国挑衅宋的威严，宋廷反应激烈，极力支持与西夏开战，即使后期议和，也会用经济政策威胁西夏，不似对辽一般顺从。
宋对辽夏的重视程度不同还是和辽夏各自的实力有关，欧阳修言：“臣为谓今天下之患不在西戎在于北虏。纵使无此文字，终须贻患。”这是对契丹实力的肯定，所以对西夏轻视。名分等级不同。
多方相争的无非就是一个地位，一个外界对自身的认可态度，如果认可自身的地位，会是平等的对外交往政策，不认可地位，将不会是平等，而是既防范又疏远的对外交往政策。宋辽可以在国书中以兄弟相称，宋兄辽弟，互换君王肖像，派遣使臣文化交流。
辽接待宋使都会探讨诗词，宋也会对辽的服饰文化表示赞赏并支持推广。而宋夏之间，西夏是宋的藩属，是宋的臣子这点不可改变，即使战争危机，宋廷面对西夏的求和，廷臣也坚持西夏必须对宋称臣，否则不予和议。即便议和，也会限制榷场贸易，限制西夏的经济发展，警示其要注意自己的地位。
西夏可以是劲敌，但必须是臣下。富弼上奏言六符所言：“况元昊自来称臣于南朝，今来更侍望甚？定是须令纳款称臣。”该强则强，不示弱是颜面。
无论对辽、对西夏，政策底线都是不示弱，宋可以答应辽的增加岁赐换取关南十县的归属，但是在边界试探军事部署绝对不可以容忍，对于触碰底线的行为，宋坚决不示弱，因此辽才一时放弃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念头。就算是富弼面对威压，也坚持不可割地。
对西夏亦是如此，中原大国的主位决不能挑战，蛮夷之地也想分羹一杯，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是自己的底线，维护主权不能示弱。相机行事，随机应变。对外政策、外交手段是随时变化的，时事造英雄，不同时机要制定不同的政策。
宋连败于西夏后，宋廷立即转变应对西夏的政策，意图议和。面对西夏的强势，运用灵活外交手段，采取联藩制夏的政策，又因辽夏分歧，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言：“古者有外虞，则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时局是所有政策产生的背景，这是无法改变的相同点。
宋对辽、西夏政策的成效与优劣
对辽政策主要是怀柔与防备，对夏政策可分为三个方面：战略政策、防御（谈判政策）、牵制政策。
所有的政策制定思虑全局，整合眼下局势。但是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是否正确，是否带来反作用都是未知数，对辽的怀柔政策无疑是肯定的，最起码保证了双方的友好和平，但是反方面来说使得宋廷安于现状，不敢突破界限、展示权威，岁赐带来经济压力更是使宋朝经济雪上加霜。就防备而言，也畏惧于辽的威压，成效不甚显著。
战略政策主要针对有军事威胁的、蓄意挑起战争的、挑战威信的周边政权，西夏首当其冲。不仅频频冒犯宋的边界，探听宋军事情报，壮大军事实力，发展军事间谍，最后自立为国，妄图与宋并肩而立，条条触及宋的底线，而且西夏在宋眼中不值一提。
所以宋廷一开始针对西夏制定了战略政策，范仲淹对此特上奏攻守之策，言：“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唯横山一带藩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
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汉驱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远遁，然後以河为限，寇不深入。若元昊归款，则请假和策以抚之，用守策以待之。
如未通顺，或顺而翻覆，则有可攻之策。非穷兵黩武，角胜于绝漠之外。臣等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萬，非不多也。”
计策是为良策，但是结果不甚理想，宋接连战败，满朝上下人心惶惶，西夏还与辽达成联盟。但是战略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动用武力会生灵涂炭，损兵折将，耗费兵力财力，弊端无法否认，可军事战争是彰显王朝自身实力，不甘示弱的方式。
正是通过战争，西夏也意识到宋并不是那么容易屈服，几场战争下来，兵力财力也大打折扣，心生和意。防御（谈判）政策于今天就是防守边境，防范未然，派出外交团队就关键问题谈判的和平手段。
北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较多，威胁较大，边界防范不可忽视。范仲淹就极力支持防御防守之策，兵力布防堡寨设立等，韩琦上奏《上仁宗论西北议和有大忧者三大利者一》，富弼也针对契丹威胁上奏《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等。
即使宋辽和平相处，仁宗依旧对其防范不曾掉以轻心。防御政策的成效一般较为成功，是国家安全中的一环。不仅在西夏战争中及时分离西夏与辽的联盟，而且掌握真实军事情报，促成宋辽夏三方的鼎立，稳定整个局势。
相反的，也给北宋带来了经济压力，显示北宋的治兵之道问题和软弱无能。可任何时候以和为贵都是稳定的要素，由这个政策主导是利大于弊的，归根究地是稳定宋王朝、及时止损。牵制政策是仁宗朝宋廷的智慧所在，根据周边形势，联系吐蕃、唃厮啰等共同对抗西夏的武力，辽夏战争其实也是变相的以辽压制西夏的势力。
毕竟防御政策不是长久之计，战略政策也会劳民伤财，牵制政策既彰显大国威严，又压制西夏的反心。
学术界对于北宋倾向于“联藩制夏”还是“以夷制夷”有过争议，但是无论是哪个政策，都减轻了西夏对宋的威胁，也许吐蕃、唃厮啰并无力对抗西夏，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确实一定程度削弱西夏的实力，减轻宋自身压力。相反的，这是一种逃避的智慧，利用别的方式逃避威压。
结语
总的来说，仁宗的对辽、对西夏政策是使臣、廷臣、仁宗三方共同影响下的结晶，就优劣来说，对西夏实施战略政策和牵制政策更优，确实起到了制约西夏，彰显实力的作用，而对辽实施的谈判政策、羁縻怀柔政策则使得北宋的经济和人民负担加重。这是针对于政策收效来总结，若是放在背景下，则对西夏战争是为劣，而对辽羁縻则为优。评判前提不同，优劣不同，但是最后都达到了保住边境、护住大宋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