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明朝在崇祯皇帝自缢之际，便画上了历史的句号，这是大明王朝的至暗时刻。
然而实际上，在距离这一事件的195年前，即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明曾面临过一次濒临覆灭的危机，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竟然落入敌方之手。
一个千古笑话
“报！二十万大军……全…全军覆没！皇上……被俘了！”
紫禁城内的满朝文武听到战报后，许多人当场崩溃。有的人神情呆滞，他们甚至还没反应过来；有的人吓到腿软，瘫坐在地上；有的人则失声痛哭，毕竟在出征的队伍里，有他们的挚友。
但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大明王朝，将何去何从呢？
大约在一个月前，明廷决定向北境的蒙古部落瓦剌发起进攻。
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朱祁镇选择御驾亲征。尽管不少大臣都劝谏英宗万不可冒险，奈何英宗年轻气盛，好大喜功，执意要随军出征。
而要说起那王振，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接着，他又上了瓦剌假意议和的当，最后掉进对方布下的埋伏。
明军在这场“土木堡之战”中被打得节节败退，直至覆没，王振被护卫将军以“诛杀反贼”之名处死，而大明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也在混乱中被俘虏。
唯有两袖清风
就在京城那些大臣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坚定地站了出来。
“吾辈当坚守阵地，誓死捍卫京师，决不南渡，免重蹈宋覆辙之悲剧。”
说话的人，是兵部左侍郎于谦。
于谦，浙江杭州人，从小就仰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还将其画像置于屋内。
文天祥的崇高品质深刻影响着于谦。在踏上仕途后，于谦始终将其作为楷模与榜样，力求发扬其一身正气的精神，就连他写的诗歌都与《过零丁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最能体现于谦品质的，是那则有名的成语“两袖清风”。
在“三杨”贤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离世之后，宦官王振掌权。王振不仅愚蠢，而且品行不端。
比如，在北伐瓦剌的过程中，他竟然打算带着英宗和20万明军回到自己的故乡，意欲在乡亲父老面前炫耀一番。
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在途中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担心军队会踩坏他在家乡的田产。
因此，像王振这种充满虚荣心且目光短浅的小人，就会极度排斥于谦这样的正直人士，除非对方主动向其送礼示好。
事实上，也确实有人曾向于谦提议，说：“如今朝堂之上，乃王振主宰。众人纷纷献上金银珍宝，以求与其交好。于大人，你此次回京述职，何不携带一些特产献于王振，赠些人情？”
于谦听后，甩了甩袖子，笑着说：“我惟有双袖清风，故赠清风！”
宦官王振后来见于谦未向自己献礼，果然心生恶意，遂暗地指使手下，借故弹劾于谦，导致其被判以死刑。
此事轰动一时，幸得河南与山西两地的百姓闻讯后纷纷出面为其求情，于谦方得获释。尽管如此，他仍被降职，并关押于山西。
随后，山西与河南的民众及官员再度上书请愿，于谦才终于恢复巡抚之职。直至其父母离世，他才离开山西，返回杭州料理丧事。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
一切，为了大明
在大明王朝危难之际，于谦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这固然值得敬佩，但当时依然有人对他提出质疑和反对。这些人主张南迁，他们借南迁之名，实则意欲逃避困境。
于谦凭借着他强大的气场，义正词严地大声对他们斥责，并告诉他们，南迁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那时，汉王朱高煦举兵谋叛，朱瞻基亲自出征，特地带上了当时仅为御史的于谦。原因无他，只是为了在朱高煦投降之后，让于谦声讨其罪行。
于谦言辞严正，威风凛然，使得朱高煦瞠目无言，趴在地上战栗不已。史料中便有“伏地战栗”的记载，生动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如今回想起来，这段往事似乎也预示着于谦在面临国家危机时，将会成为捍卫大明江山的一面旗帜。
英宗皇帝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在关键时刻选择信任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算是将守卫京师的重任交给了他。于谦亦不负所托，北京城在经过调兵运粮的精准调度之后，一下子集结了20万兵马。
然而，眼下仍有一个难题亟待解决——英宗皇帝仍身陷瓦剌之手。
这意味着瓦剌人大可凭借对英宗的挟持，逼迫明军打开北京的城门，那么于谦等人的一切付出皆将功亏一篑。
于谦此举，表面看来符合情理，但其实在以前那个君权至上的时代，拥立朱祁钰无疑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或者说将来可能为此而“背锅”。
但是，站在国家存亡的重大关头，对大明忠心耿耿的于谦，已然无暇顾及个人利益的得失了。
誓死保卫北京
在战前会议上，作为统帅的于谦，与众将共商克敌之策。
石亨将军提出了一种看似稳妥的防御战术，主张依靠北京城高大的城墙，顽强死守，与瓦剌打消耗战。只要对方无法攻破城池，便可耗尽其粮草与战意，使瓦剌无可奈何而去。
在场的诸位武将听了石亨的观点，觉得暂无他法，纷纷表示赞同，唯独于谦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以当前之战局，严防死守并非上策。
于谦说：“土木之战，瓦剌尽灭我大明二十万雄师。眼下，正是他们乘胜追击之良机，倘若明军未敢出城迎战，瓦剌军将斗志昂扬，战力更得以充分展现，届时我明军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穷途末路也。”
武将们一听于谦此等文人都敢出城决战，顿觉此时若再有人畏缩，实在是太过丢脸，于是纷纷表示愿意出城决战。
如此一来，作战思想得到统一，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基础。
接着，于谦开始部署具体职责，他将京城的九个门划分为九个作战区域，每个门分配一位主将。在说明完八个门的布防安排之后，还剩下正对瓦剌大营的德胜门。
众人纷纷猜测，这个重任将由经验丰富的石亨将军担当。然而，于谦宣布的结果却令在场的所有人惊讶。
“德胜门，由我于谦亲自守卫！”
大家没想到，于谦一介文人，不仅要亲自出战，还要去守卫最危险且最重要的德胜门。此乃何等的勇气！
大家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于谦已开始发布军令。
第二道军令：监军与锦衣卫巡查城内，倘若逢不出城决战之将士，遇一斩一，决不姑息。
众人听完，对于谦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们明白，眼前的这位“白面书生”，正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力挽大明江山于水火。
而等到北京保卫战真正开打时，于谦的两个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在京城郊区布下埋伏，成功地引诱瓦剌军队上钩。
其次，他紧急重建了“神机营”，这支火枪部队在土木堡之战中并未与瓦剌军队正面交锋，因此瓦剌未曾见识到火铳和火枪的威力。而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
当然，那瓦剌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统帅也先，意识到明军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德胜门，于是转而猛攻西直门，好在西直门的明军将士拼死抵抗，守住了城门。
此时，石亨特训的骑兵突击队，与于谦一同从后方夹击瓦剌，也先见状，无计可施，只得撤军离去。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因为这些将士们的信念与力量都源于四个磅礴大字——保家卫国！
正是这份执着于国家安危和民族尊严的信仰，让他们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显现出无尽的勇气与智慧，共同捍卫着这座辉煌的都城！
自古英雄多凄凉
瓦剌人心里清楚，称霸中原的美梦已无法实现，无奈之下只得释放英宗皇帝，以此作为双方未来和平共处的条件。
当朱祁镇回归大明时，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名义上存在着两位皇帝，分别是朱祁镇和朱祁钰。
当初，朱祁钰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登上皇位，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就如同靖康之变中的宋钦宗赵桓，只是一块挡箭牌罢了。
然而，在成功保卫北京，击退瓦剌军队后，朱祁钰不再愿意将皇位让给朱祁镇了，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权力的诱惑是巨大的。
于是乎，年仅24岁的朱祁镇竟成为了“太上皇”。朱祁钰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还将哥哥软禁在南宫。
朱祁钰不幸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卧床不起。一些人见此情景，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商量着拥立朱祁镇为帝，如此一来，自己便可成为朱祁镇重登皇位后的心腹大臣。
景泰八年（1457年），被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史称“南宫复辟”。
那几个所谓的“心腹大臣”，在朱祁镇坐上龙椅之后，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他们下令抓捕于谦和内阁首辅王文，声称二者试图暗中将外地的藩王扶上皇位，论罪当处死罪。
这完全就是“莫须有”的罪名，那么，要扳倒于谦的这几位大臣都是谁呢？
一位名叫徐有贞，以前京城危在旦夕时，他主张南迁，结果被于谦当堂怒斥其胆小如鼠。徐有贞无地自容，只好自己跑去南方生活了；
另一位是宦官王振的余党，以前因贪污案也被于谦严惩过；
至于第三位，则是石亨。
当初成功保卫北京后，他是第二大功臣，仅次于于谦。两人的关系起初还算不错，直到后来有一次，石亨为了向于谦示好，向朱祁钰举荐于谦的儿子，但没想到竟被于谦在朝堂上当众呵斥，称其是在徇私舞弊。
“南宫复辟”之前，这三人就告诉朱祁镇，此时朱祁钰还未病逝，若此时复位，则属名义上的谋反。
似乎自古以来，英雄的结局多是悲剧。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被冤斩于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北京城内，享年60岁。后世将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据传在于谦受刑之日，狂风肆虐，天空阴霾，似乎大地都在为这位英勇忠臣的冤屈而哀叹，前来送于谦最后一程的京城百姓也都痛哭流涕，为这位英雄的遭遇愤愤不平。
然而，徐有贞仍不满足于夺去于谦的性命，更企图毁掉其身后的名誉。他派锦衣卫前去查抄于谦的家，试图从中搜出些财宝，以此进一步污蔑于谦。
可惜，锦衣卫抄家后却发现，尽管于谦乃兵部尚书，但家中却如同寻常百姓，家中值钱之物，不过是朱祁钰以前送给他的蟒袍和宝剑。
见此情景，锦衣卫也为自己的行径感到羞愧，再联想到于谦冤死的结局，不禁潸然泪下。
从于谦被捕到被杀，进行得极为仓促，以至于当深宫中的孙太后得知此事时，于谦已经被处决。
她也十分清楚于谦的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明忠臣，断不可能做出谋反之事。为此，她悲愤得几天不吃不喝，并责骂自己的儿子朱祁镇为何要这么做。
当然，对孙太后而言，她心里最清楚的是，一切皆已无济于事，于谦，终究沦为了自己儿子重登皇位的政治牺牲品。
尽管历史给予了于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他的忠诚和英勇仍被后世传颂，成为了一代忠良之模范，他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后世的评价中，于谦被誉为——“明朝第一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