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中说：
“在封建时代，本来有很多家庭有他们世袭的特权，这些皆所谓贵族。但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
他认为秦汉以后中国便不再有贵族阶级，但钱穆先生也多次提到，有一个类似于贵族的群体，便是藩王。
一、明代的藩王
1、朱元璋的计划
公元1644年，朱元璋推翻的元朝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明王朝。
但实际上，旧的元帝国的统治者并未被朱元璋所肃清，其残部逃回了北方的草原，在那里重建了政权，近三百年前，他们就是从草原上出发，横扫了中原，国号依旧是“元”，史称北元。
这便是朱元璋在各地分封藩王的第一个考虑。
北方时刻准备入侵的敌人让朱元璋不敢怠慢，他需要有人在边地掌握足够的军队和力量，那样才能抵御蒙古北元的入侵，甚至是对他们发动反击。
但是，这好像也并不一定需要分封藩王才能完成，在边地设置将领和军府，不一样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吗？
这便是朱元璋的另一个考虑。
他对藩王的分封，实际上是起到了将军权从功臣将领的手中转移到了皇族的手中，以此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并为之后清扫功臣做了准备。
在清扫功臣的过程中，朱元璋还废除了丞相制度，为与丞相制度的废除相配合，朱元璋还给了各地藩王“清君侧”的权力，这也为之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朱元璋最开始分封藩王的用意，在于对外防御外敌，拱卫王室，对内削夺功臣，将权力尤其是兵权从功臣手中收回到皇室手中。
2、老朱独特的见解
他当然知道，但他的观点与我们现在对分封制度的看法不同。
洪武元年，明朝刚刚建立不久，朱元璋便在一次谈话中询问太子朱标，当时的情景，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大概是这样的。
朱标：“讲到‘七国之乱’这一段了。”
朱元璋：“那你说一说，七国之乱之所以会发生，其反映的根本制度弊端在哪里啊？”
朱标：“弊端在不该分封七国。”
在这里，朱元璋对七国之乱和分封制度，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看法：
“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常投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可以看出，朱元璋认为七国之乱的根源不在于制度的弊病，而在于天子的薄情寡恩，少时击杀藩王长子，登基后又削夺藩王土地爵位，在家族内不施亲亲之恩，这才是七国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
当然，朱元璋对各位皇子不是一封了事，为了达成他的目标，朱元璋还对自己的皇子进行了许多培养。
朱元璋两次为各位皇子颁发《昭鉴录》和《永鉴录》，记录了各个朝代的藩王的或善或恶的事迹，以作为对皇子的训诫。
其中朱元璋重点强调了两位藩王，一位是春秋时晋国的赵伯鲁，一位是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
赵伯鲁为人散漫愚钝，把父亲训诫他的竹简都弄丢了，因而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
可以看出，朱元璋对这两种藩王都持否定态度，他既不希望自己的皇子像赵伯鲁一样散漫平庸，又希望他们能够安分守己。
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对各位皇子的军事才能的培养。
在朱元璋统治的三十年中，他多次派皇子训练军队，并要求他们不拘泥于文墨，多练习军事技能。
我们这些后来者当然知道，老朱的想法有些天真，皇子生于帝王家，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继承人，对最高权力怎么会没有想法。
所以，后来“靖难之役”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4、削藩
在“靖难之役”后，本身就以藩王起兵而夺取中央政权的朱棣自然会对其他的藩王更加的警惕。
在登上皇位后，他很快就发布诏令，禁止藩王兴修土木，干预有司，彻底剥夺了藩王在地方上干预政事的权力，将藩王的势力囚禁在了王府之内。
甚至在明代之后的历史中，对藩王的活动范围也逐渐严格，禁止藩王为皇帝、皇后、太后奔丧；禁止藩王到京城朝觐，也禁止以节日、谢恩等理由入京；对在地方上的出行也有严格限制，在祭扫之外基本不能出城游览，甚至有过藩王因出城游玩而被弹劾的事情。
宣德年间的一件事，更能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对藩王管理的严厉。
宣德时，宁化王的母亲病重，想从晋府求医，被拒，宁化王想从民间寻医却不敢擅动，而是先将此事上书告与皇帝，想希望获得允许。
二、清代的藩王
看完明代藩王制度的演变史，实际上我们也就知道，明清两代的藩王制度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明代的藩王即便被分封在各地，也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和被控制在京城其实本质上并无太多区别。
而影响两朝藩王制度不同的因素，其实还涉及到两个朝代皇位继承制度的不同。
明代当然沿用了自秦朝时便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皇位继承制度，而清朝其实并未沿用这一制度，清朝初期是由议政王会议来推选继承人，后来康熙又建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尝试，最终引发了兄弟相残的“九子夺嫡”事件。
这样的话，原则上每一个皇子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那皇子本人自然不愿意离开京城常驻外地，在京城天子脚下当然比在外地更有继承的机会，尤其是在清前期还会发生“九子夺嫡”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而皇帝也不会愿意自己的皇子在外地久居，如果他们在地方上培植了自己的势力，那在自己驾崩后，皇宫内的争斗很有可能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分裂战争。
我们可以把明清两代的藩王制度结合起来，看作是皇帝如何处理自己的皇子和皇位继承问题的发展史。
在更广阔的视角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广大土地的政权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
放眼世界历史，一个政权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疆域国土，而在这位开疆拓土的领袖去世之后，国家分裂的事情并不在少数。
十年之内从希腊出发一路打到印度西北部的亚历山大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迅速分裂为三个国家。
如果朱元璋能知晓这些，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像评七国之乱一样评价这些历史。
这样看，整个明清两代的藩王制度的演变，其实都是对朱元璋当年的见解的一场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