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牛李党争”是指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它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四十年，将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人们都没法说得清“牛李党争”的本质，甚至连“李”是谁都存在争议。
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僧孺代表了进士出身的官僚集团，李德裕代表了山东士族集团，前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而后者则是旧门阀世族的代言人。
唐史专家岑仲勉先生认为，李党是指李宗闵，李德裕是“无党派人士”。
还有人认为，牛党背后的势力是宦官集团，因此牛李之争其实是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的争斗。
不过，以我个人的浅见，上述几种观点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将“牛李党争”归结为道德至上的“职业喷子”，与提倡实干精神的职业官僚之间的斗争，或许更加贴切。
唐代的官员选拔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靠“门荫”，二是靠“科举”，前者拼出身，后者拼才学。
能获得“门荫”资格的，大多属于豪门家族，我们也把这部分群体叫作“豪门士族集团”，简称“士族阶级”。而那些凭借科举入仕的，大多出身于寒门阶级（请注意，寒，不代表贫穷，而是指没有政治特权），我们也把这部分群体叫作“寒门士族阶级”，或者“庶族阶级”。
很显然，李党中不全是山东士族集团，也代表不了旧门阀，比如李绅，他其实是典型的庶族阶级。
要论“豪”的程度，出身于陇西李氏的李宗闵（李唐皇族），要远在出身于赵郡李氏的李德裕之上。
在牛党和李党中，都有“门荫”和“科举”出身的人，比如李党的裴度、李绅、元稹都是科举出身，牛党的杜悰靠门荫入仕、郑注靠佞幸发达。
因此，将牛、李看做两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觉得有点牵强，至少不是很典型。
一般认为，牛党的代表人是牛僧孺，可是我们阅读两唐书就会发现，牛僧孺大多数时间在地方，与李德裕的冲突并不算多。
而李宗闵则和李德裕斗了好几个回合，时间跨度达三十年。因此，李宗闵似乎比牛僧孺更能代表“牛党”。
之所以后人将牛僧孺作为“牛党”代表人，原因有两个。
一是“牛李党争”的起点是牛僧孺与李宗闵参加对策时引发的朝政风波，那次考试中，二人大肆抨击时任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而李吉甫则动用权力处罚主考官、压制牛僧孺和李宗闵。
二是牛僧孺的名气要远大于李宗闵。论出身，牛僧孺远不及李宗闵，但牛僧孺是当时的“文学翘楚”，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齐名，他所创作的《玄怪录》还被鲁迅先生称为“传奇之文”。
可是，牛僧孺的名气跟政治立场毫无关系，也不应该成为他作为牛党代表的理由。
“对策风波”其实也是一笔糊涂账，在新旧唐书中的记载也不尽相同。按《新唐书》的说法，牛、李二人被任命为县尉，看不出受到李吉甫打压的迹象。
如果非要说李吉甫打压了谁，那就是几位主考官，不过按《旧唐书》记载，主考官们确实存在舞弊行为。所以，将这件事作为“牛李党争”的开端，实在不妥当。
因此我赞同岑仲勉先生的观点，“牛李党争”应该叫做“二李党争”。
不过岑先生又认为李德裕无党，这恐怕就值得商榷了。李德裕虽然也出手救过“牛党”成员，这只能说明“牛李党争”的复杂性，而不能作为他的一贯立场。
宦官集团确实与“牛党”存在密切的关系，比如郑注和李训，他们的发达就得益于宦官王守澄不遗余力的提拔。
这个观点明显将朝局简单化、将宦官集团脸谱化的倾向。
宦官集团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跟文官集团一样，因各自的利益诉求，分化成了几个派系，而且存在相互转化的情况。
同样，牛党成员与宦官们的关系也不近相同，又存在立场和关系的转化。比如，郑注和李训后来帮助唐文宗除掉了王守澄，后来又发动“甘露之变”，企图杀光所有的宦官。
牛党的另外两位成员李珏和杨嗣复，则在立嗣问题上与宦官仇士良发生矛盾，差点遭遇杀身之祸。而李德裕却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据理力争，保住了二人的姓名。
在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中，我们实在看不出牛党与宦官集团存在政治上的长期利益共存点。
洞察政治事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分析两派人物之间的利益分歧点，以及他们的立场冲突点。
我可能太浅薄了，竟然没找到他们的分歧点，甚至连两派内部的共同点都很难找到。但朝堂的斗争确实一直在持续，比如开成三年，被视作“李党”的郑覃、陈夷行，与“牛党”的李珏、杨嗣复，当着唐文宗的面互撕，气得唐文宗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文官集团的斗争确实存在，而且很激烈，但算不上党争，郑覃和陈夷行算不上“李党”，李珏和杨嗣复也算不上“牛党”，他们之间的斗争，大多是个人意气用事，没有必然的联系。
最典型的就是李德裕与李训、李宗闵、牛僧孺的矛盾。
李训是前宰相李逢吉的侄子，李德裕是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逢吉和李吉甫就是一堆死敌，他们二人的矛盾其实是前辈矛盾的延续。
当初的“对策风波”将李吉甫饱受舆论攻击，唐宪宗被迫罢免了李吉甫。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的矛盾，其实也有“替父报仇”的成分在里面。
李德裕在节度西川的时候，曾经接受吐蕃大将以维州归降，而李宗闵却以“唐蕃和解”为由，遣送了吐蕃降将，导致此人被杀，到手的维州也丢了。
可见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定反对”的程度，毫无理性可言，甚至损人不利己，连国家利益都不顾了。
如果非要给“牛李之争”找到一点共性，我倒觉得这是以李宗闵和牛僧孺为代表的“清流名士”，对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实干家的围剿。
李德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他被梁启超誉为“中国六大政治家”，其余五人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
李德裕当得起这个称谓吗？我们看一看他的贡献。
除去他被贬地方期间的贡献外，李德裕最大的贡献就是辅佐唐武宗成就了“会昌中兴”。在他的力主下，唐武宗压制宦官，将朝政大权重新归于中书省；精简机构，裁汰二千多名冗官；军事上外击回鹘，内平泽潞、昭义、河东叛乱；主导会昌灭佛，增加财政收入。
五年内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事件，难度非常大，唐武宗数次想打退堂鼓。李德裕靠顽强的意志和出色智慧，推着唐武宗前进，所有目标无一落空，其才干足以光耀青史。
有一句话叫“凡成大事者，必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李德裕也是，为了实现“会昌中兴”，他必然会对反对派严厉打击，也必须大权独揽，因此也必然成为别人的靶子。
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不喜欢李德裕的“专权”与“跋扈”，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
牛僧孺和李宗闵算不上坏人，甚至很清廉。但总体上来说，他们就是那种道德至上的腐儒，看不得有人“专权”，容不下有人“拔尖”，仿佛李德裕就是大唐的霍光、王莽。他们缺乏大局观，却用道德感动自己，没多少实干的本领，批评别人口若悬河，影响力还很大。
李德裕曾经一次性将五六名“牛党”贬到地方，李宗闵含沙射影地对唐文宗说：“朝中究竟谁在故意树党？很清楚了嘛，有人就是故意排挤杨虞卿等人。”
李德裕毫不客气地插话：“杨虞卿他们之前任给事中、中书舍人，职务不够好吗？又是谁任命他们的？”如果我李德裕贬黜他们是结党，任命他们肥差的那个人难道就不是结党？
李德裕一下子揭掉了道德伪君子们的王八盖子，李宗闵当场脸色刷白，一句话说不出来。
在平定刘稹之乱后，朝廷搜出了牛僧孺与刘稹之间的书信往来，很显然，一向以正直而著称的牛僧孺，恐怕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也不干净。
安史之乱后，唐朝之所以未能走向复兴，表面上看是藩镇和宦官两大毒瘤祸害了大唐，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士族集团的堕落。
作为掌握大唐帝国权力的核心阶层，士族集团的分化和堕落表现得很明显，正是他们的无能、自私导致了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也让皇权逐渐丧失了对他们的信心，转而选择了宦官。
“牛李党争”其实士族集团分裂的开端，从此大唐再也没有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在集体沉沦中被藩镇野蛮清除，并在血与火中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