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小编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写的文章，赞美宋仁宗赵祯，说宋仁宗盛治是史学家的定论。某大学有一个教授，在讲述中华文明的一文中说宋朝不能不谈，其文颂扬宋朝，却对中华民族最强盛的朝代——周秦汉唐只字不提。
今天，又看到一篇文章，大谈宋仁宗的好，说宋仁宗盛世和汉武盛世、大唐盛世、康乾盛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瞠目。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宋真宗赵恒死的时候宋仁宗赵祯只有13岁，当了名义上的皇帝。他在位42年，分前后两个阶段，前11多年是皇太后刘娥垂帘执政，后30年才是他亲政。
刘娥美丽、善良、聪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酷爱学习，手不释卷，博通古今，是个具有政治大智慧的人。赵恒晚上批阅奏章到深夜，刘娥总是陪伴在他身旁。当赵恒有不解的难题时，刘娥总能以广博的知识给予解答，处理得合情合理。赵恒多病，晚年身体不好，处理朝政和朝臣奏章的事全部交给了刘娥，她成了实际上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史》记载，刘娥“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皇后刘娥，以她的聪颖和女人的细腻，把朝政和所有的奏章都处理得妥妥当当，使大宋按部就班，很正常地运行。
宋真宗赵恒死的时候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把最高权力全部交给了刘娥。刘娥执掌了大宋十一年皇权。她以宽容的态度，处理了儒家思想深厚、反对她参政的寇准等人以及把持朝政对抗她执政的丁谓集团。丁谓当宰相多年，许多人巴结他。查抄丁谓家时，抄出了不少大臣给丁谓写的书信，里面难免有谄媚巴结之事，大臣们很害怕，人心惶惶，朝局震荡。皇太后刘娥下旨，谁也不准看，全部焚烧，安抚了朝臣的心，稳定了朝局。史书评说刘娥“有武后之才，无武后之恶”。
封建王朝，不经科举考试，以祖父辈官位荫庇后代子孙当官的荫官制度，在宋代尤为严重。特别是宋真宗时期，门荫泛滥，名堂很多，一人入仕，子孙、亲戚都可以当官。功臣死时竟然可以荫二十多个人当官。每年通过门荫当官的有500多人，超过科举取士的人数。门荫制度保护贵族利益，当官的人大都是吃喝嫖赌无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有的文不识一字，有的武不能弯弓，有才学的是个别人。他们因为亲情关系结成集团，互相吹捧提携，包庇纵容，损公肥私，祸害国家，是一大弊政。要改革、取消这种制度，牵扯到众多臣僚的个人利益，阻力相当大，难以实行。刘娥出身贫苦的底层，在东京的大街上卖艺，被赵恒看上后纳为妾，逐步做到皇后的，对门荫制度的危害心知肚明。她刚执掌朝政，朝臣的势力很大，要下大气力解决这一弊政是不可能的。
聪颖的皇太后刘娥，一天早朝，流着眼泪说，我们孤儿寡母，多亏众朝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了这样安定的局面，皇恩要下移，多多封赏，让朝臣将他们的亲戚、子孙的名字都列表报上来。朝臣们很高兴，回去后，将七大姑八大姨，能沾上边的都写上了，很快就列表报了上来。从此以后，凡是吏部报上来让皇太后批准升官的人，刘娥都要看看有没有朝臣的子孙、亲戚，有的一律不批，只批准那些无任何关系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弊病。
刘太后太知道民间的疾苦和官员的胡作非为了，执政期间做了不少拨乱反正减轻人民疾苦的好事。
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契丹辽国以二十万大军入侵宋朝，在宰相寇准的极力劝说下赵恒御驾亲征，亲自击鼓督战，极大地激励了宋朝的将士，打败了辽国的侵略，和辽国签订了檀渊之盟，相约:辽宋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送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两国以白沟河为边界。打了胜仗，签了一个屈辱的合约，可赵恒还美的不得了，认为自己功德无量，就想和秦皇汉武一样搞泰山封禅。
但是，封禅必须天降祥瑞。没有祥瑞，宋真宗赵恒就编造祥瑞，说他做了个梦，神降天书，还伪造了个假天书挂在皇宫一角。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臣和各地的官员都编造祥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天书运动”。每当编造的天书出现，当地官府就要给降天书的神仙盖庙宇，塑金身。全国进入疯狂的“天书运动”时代，搞了十年，搜刮民财，摊派徭役，劳民伤财，有的地方还逼死了人命，老百姓苦不堪言，激起了多处民变。宋真宗赵恒一死，刘娥果断下旨，将所有进献的“天书”和赵恒一起埋葬，严禁各地再搞“天书运动”，建造庙宇，违者从严处罚，结束了这一祸国害民的愚蠢行为，朝野上下无不拍手叫好。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都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只有宋朝较多地学习管仲在齐国推行的商品经济，商业活动比较发达。那时候的商品交换货币用的是金银铜钱，沉重而不方便。在刘娥的支持下，宋朝廷推行“交子”，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了纸币交易，大大便利了商品交换，推进了商业经营，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宋史》总结刘娥的政绩说，“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刘娥功绩称，“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胡适评价说，“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
这一时期宋朝政治清明，国家安静，虽是宋仁宗年号，但实际是皇太后刘娥执政，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归功于皇太后刘娥。
刘娥死，宋仁宗赵祯亲政，达30余年。宋朝，以儒治国，新儒学——理学的盛行使孔子的“礼、仁”思想、孟子的“仁政”说深入士大夫的骨髓。赵祯从小受儒学教育，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他的本性。他脾性很好，郭皇后抓破了他的脖子也不治罪。宋朝和士大夫共管天下，对士大夫很宽容。他做出的决定，大臣们抗争，不同意就不能执行。包公抗争，唾沫星子溅到他的脸上也不发怒，擦擦继续听。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绑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法律，这是明显的叛逆罪，杀头是没说的。赵祯没有像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杀头并株连三族或五族，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授于这个秀才为司户参军。他平时节俭，不扩大狩猎玩耍的园林，不增加后宫的美女等。
宋仁宗还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是他耳根子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怎么体现这一点呢？比如在后宫戏之中，他或许是历史上最听得进去皇后、嫔妃和公主话的人了。曹皇后的话他有时不耐烦，但很少打断。宠妃张美人爱好撒娇进谗言，他贪于美色，也洗耳恭听。更不用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徽柔公主，他小心呵护，生怕女儿受半点伤害。有趣的是在历史上，仁宗一死，福康公主便迅速遭遇冷落，最终郁郁而终，年仅33岁。宋仁宗耳根子软也体现在后来的庆历新政上。
宋对官员实行高俸制，官员的工资很高。宋朝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贯，一贯等于一两白银。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贯，小县县令每月十二贯，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均由政府埋单，数量相当可观。各级官员除工资以外都有很多补贴和特权。有文章说宋代一两银子等于现在924元—1848元，按这个数字换算成人民币，工资高的怕人。
宋真宗、仁宗都不拟土地兼并，任由官僚士大夫掠夺土地，朝廷的大官大都家里有土地千顷之多。他们家财万贯，又拿着高工资，享受着特权，锦衣玉食，纳妾、嫖娼、狎妓，成为风尚，在上恬不知耻，在下荒嬉无度。如：北宋著名诗人张先80岁纳18岁小妾，苏轼40岁纳14岁王朝云为妾，他五十步笑百步，作诗嘲讽张先“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前去道贺，又赋诗一首调侃：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历朝历代士人都不当差不纳粮，读书人绝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他们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纳妾招妓嫖娼，游山玩水，相互唱和，写诗填词，讨论着用词用典的正确与否，自由自在，出了不少的文化名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其中宋朝就有六位。
官僚士大夫生活在这样宽松、舒服、天高任鸟飞、水深任鱼跃的时代，花天酒地，弦歌鼓舞，穷奢极欲，怎能不说宋仁宗赵祯好，怎能不赞美宋仁宗时期是“盛治”？他们是文化人，掌握着文化宣传工具，当朝和后世的一些士人不遗余力地美化着宋仁宗时代。
在宋仁宗时代，老百姓怎么样呢？是不是一些学者说的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生活过的很好呢？大量的土地兼并，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人的田地多的满眼望不到边，穷人无立锥之地，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女子为了活命，十几岁就卖身为奴，成为富人的小妾、丫环、使女，沦为明妓暗娼，男子成为兵的主要来源。
宋朝的文人，大都是只谈诗词书画，不关心国家的兴衰。宋神宗曾批评说，不建功立业，只谈文章终是无用。总算是有个忧国忧民的明白人范仲淹看到了宋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十项改革措施。这十个方面相对应的就是宋仁宗朝的十大弊病，说到了点子上，受到了一些明智的朝臣的肯定，欧阳修就曾上书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
本来，宋仁宗也意识到国内社会矛盾突出，朝廷改革势在必行，所以当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等10项改革主张时，仁宗欣然接受。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采纳了改革派的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他升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鼓励他考核官员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同时命令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又改良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庆历四年（1044年），仁宗又允许改革派更更定科举法，改良科举考试内容，使其更注重实务。另外，庆历新政还颁布了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可改革不是请客吃饭，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利益，范仲淹裁撤庸官、改恩荫、更新科举考试，不仅仅动了皇亲国戚的蛋糕，也伤害了天下读书人的利益。试想一下，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君子，也没有那么多小人，大部分人谋个一官半职，只图完成任务、安稳了事，但这时候，突然有人因为你不作为裁撤你，你会不会怨恨他？因此，改革看上去很美，却因为得罪太多人而受阻，当源源不断的人给宋仁宗告状，仁宗很快动摇了。
仁宗暂停改革的决定性原因不只是勋贵和士族们的告状，还有朋党问题，这是历来君主的大忌。但坏就坏在急性子的欧阳修公开写《朋党论》，说“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又鼓励皇帝“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反驳政敌泼的脏水的，结果自己公开承认朋党，把他和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形容为“君子之朋”，宋仁宗读后甚为恼火，从此疏远了改革派。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就评论宋仁宗说：“无定志”，“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宋仁宗是个没有主见、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的主，屈从于反对派的压力，新政实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范仲淹等主张变革的人被赶出了朝廷。
后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直陈北宋王朝面临的严峻局面：“天下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难穷乏，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衰落败坏，四方有志之士经常忧惧天下不能长治久安”。他总结历史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一些变法主张，宋仁宗没有采纳。
那么在历史上，仁宗朝到底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呢？当时保守派稳固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保守派的一个立论：祖宗之法固然有问题，但你怎么确定改革了就更好，而不是更坏了呢？
在史书上，仁宗朝被描绘为一个承平之世，众多官僚过上舒坦日子，并无改革的决心。这是北宋经济最繁荣的年代，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诞生了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韩琦等名臣，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也取得长足进步，论文治、论经济，甚至论对外贸易的包容，仁宗朝都给予了读书人无限希望。
可是，改革派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宋仁宗时期，北宋非但没有在国力上更进一步，反而在对西夏战争中屡屡失败，同时，国内的“三冗”问题积重难返，才有了日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仁宗朝被文人称为盛世，但这盛世更像是一团彩色泡沫。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西北狼烟四起，延州等地陷入西夏猛攻的阴影中。当汴京城内闹市喧嚣，西北军将们浴血奋战，却仍难挡北宋军队的节节败退。
与此同时，辽国趁宋之危，在边界陈兵，准备打宋朝，敲诈勒索，要宋朝每年再增加进贡银10万两，宋朝乖乖地给了。外界的虎狼如此欺负，宋王朝如此软弱，人民起义屡有发生，大文豪苏轼却赞美宋仁宗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 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年号。
值得一提的是，西夏原来是宋朝的附属国，北宋与西夏打了三年仗，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西夏想两路出兵进行偷袭，夺取关中，宋朝原州(今宁夏固原)知州景泰顽强阻击，使西夏全军覆灭，西夏直捣关中的美梦破灭。战争使西夏财政枯竭，内部矛盾重重，西夏求和。宋夏和谈的结果是，西夏向宋称臣并取消帝号，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
这个和谈结果与宋真宗赵恒檀渊之盟的结果差不多，都是打了胜仗赔银纳贡，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大概都是绝无仅有的。就是这样屈辱的合约，毫无“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豪气的行为，却被一些学者啧啧赞美，说什么花这点钱不算啥，比战争的费用少，值，这真是崽卖爹田不心疼呀！而庆历和议的背后，是宋朝再一次用金钱换和平、弥补孱弱军队力量的无奈。
而在帝国另一边，大大小小的兵变正在发生，给北宋的清平盛世制造麻烦。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担忧：“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说的正是仁宗时期频频发生的军人起义和盗贼事件。当时，王伦起义、邵兴起义、王则起义都是兵变，规模只有数千人，这说明北宋农民并没有走投无路到造反的地步，北宋的社会统治依然稳定，但持续发生的小规模兵变，仍旧在为帝国的盛世敲响警钟。
仁宗盛世后不到六十年，北宋遭遇金兵洗劫，走上了覆灭的道路。后人时常哀悼汴京的失守，惋惜一代名将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却只能冤死国中无渡河，北宋的早早消亡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的成分，这个政权的危机早在仁宗朝，或者说在北宋开国之初就已经种下。北宋通过“重文轻武”缔造了它的辉煌，也因为“重文轻武”，达到了政治上的一个天花板。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之所以定下“重文轻武”的调子，要求后世子孙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有鉴于五代十国分崩离析的历史。早在安史之乱后，天下就陷入了漫长的藩镇割据局面，唐帝国虽保持了名义上的统治，但在地方，尤其是河朔三镇、西北、云南这样的地方，实权军人掌握的话语权极大，范阳、成德、魏博三镇，几成国中之国。军人动乱百余年，给了同样是军队出身的赵匡胤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他忌惮又一次陈桥兵变，夺走来之不易的成功，因此严格限制军人权力，通过扩大科举制、优待士大夫来形成共同的利益集团，维护社会稳定。
赵匡胤并不像朱元璋一样是通过大量动员农民起家的，也不像唐高祖、唐太宗，有关陇贵族背书，他选择的路线是与豪强士族达成政治同盟，通过宽松政治来消弭五代十国的政治动荡，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情有可原的政治决策。
另一方面，北宋没能拿下幽云十六州，又失去打开河西走廊的河套地区，导致北方防御屏障和产马地的双重缺失，严重掣肘了帝国后期的发展。冷兵器时期，骑兵和地形尤为关键。东汉刘秀靠幽州骑兵一扫中原，李唐皇室凭借关中地势经略天下，河北、关中地区居高临下，对中原地区有先天的战略优势，而北宋数次北伐失败，幽云十六州旁落，只能无奈退守，用一次次金钱输出换取边境安宁。
不过，这一点不能全怪北宋。因为幽云十六州所在的河北地区早在唐中后期就对中央缺乏归属感，在一代代节度使的统治下，那里的民众早就习惯了境内自治，辽国和宋国，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党项一族统治的河西走廊地区，汉人政权的渗透也比较有限，安史之乱后，汉人统治者对那里采用的更像是一种羁縻政治，以夷制夷，因其俗以为治，这才有了西夏政权的做大。
缺少河北防御重地、丢失河西产马地，这两件事犹如北宋的阿喀琉斯之踵，制约了国家的发展。直到宋仁宗朝，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宋夏之战而加剧。矛盾的是，北宋军事不济，却在边境和首都囤积了一百多万士兵，他们中不乏滥竽充数之徒，论即战力还不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十几万精锐骑兵。仁宗时期对阵西夏的三次失利，就可见北宋军事之弱。
在和平年代，这上百万人的军饷又成了一大问题，他们没有仗打，又需要巨额供给，一旦欠饷，军队哗变、军人流散又容易演变成社会危机，所以仁宗朝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尾大不掉的巨额军队开支。当时的少壮派官僚韩琦、欧阳修等人，都对冗兵问题提起建议，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中古时期，王朝解决军饷的一个思路是府兵制，简要来说就是兵农合一，由国家分配土地。士兵不打仗时种地、屯田，自给自足，但府兵制早在隋朝时就开始败坏，唐初一度重拾，但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
府兵制虽然可以缓解军队财政问题，可它的问题是：首先，它需要国家有足够多的荒地分配给军人，如果国家土地兼并严重，这一点就无法满足；其次，它不适合远征作战，隋朝和唐初远征高丽的失败，都暴露了府兵制在远征战斗力上的不足。
北宋开国时之所以不借鉴府兵制，而是采用常备军，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宋太祖赵匡胤妥协于豪强士族，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土地分配，而是默许了土地兼并。北宋“重文轻武”、国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保证了政局稳定、风气清明，但也让豪强士族的利益共同体固若金汤，而有损他们利益的土地改革和军事改革都止步不前，无法重新分配土地，国中荒地有限（北宋国土本就不及唐初），府兵制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北宋是汉人政权，延续五代十国时的后周政权制度，没有府兵制的传统。中古时期府兵制兴起，是得益于鲜卑等少数民族汉化，这些民族平时就是游牧和农战结合，平时不打仗了就放牧打渔，战事一起，他们就骑上马背，风风火火奔赴战场。但王朝大一统后，游牧民族入关，游牧习性荒废，府兵制也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流民生事，宋朝实行了广纳流民的募兵制，每当国内有灾荒时，朝廷就派人把流民聚集起来，让他们参军，避免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造反。宋太祖赵匡胤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这看起来是一项仁政，却给后来的北宋财政留下了老大难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宋的军队人数与日俱增。学者赵继颜在《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里统计：“北宋建国之初的开宝年间（968—975），其兵员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只有十九万三千人。”可是到了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兵员数量“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禁军占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当时，北宋的总户数不过一千零七十多万，总人口在五千到六千万人，除去老幼妇孺，男性青壮在一千万人到两千万之间，由此可见北宋士兵在男性劳动力要所占比重之大。
北宋军事的薄弱表面上是由于军队素养不足、冗兵冗员严重，但深入来说是源于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不足，民众没有强烈的为国征战、杀敌报国的意愿，许多人加入军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浑浑度日。
回顾历史，一个国家拥有强盛的军队，往往都与参军能获得真切利益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秦国的军功爵制、唐初统治者对军人的大加封赏。但北宋鉴于五代十国军人乱政，统治者就对军人十分忌惮，于是才有了重文轻武的不成文规定。
到了仁宗朝，军人的地位远逊于士大夫，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军官狄青，和吕夷简、范仲淹、韩琦等士大夫相比也不过次要角色，狄青的前程，最终敌不过皇帝的猜忌和言官们的几道弹劾奏疏。为了防止军人弄权，北宋统治者频频调动军官的职务，避免一人在地方掌权太久，形成地方军事集团。这些策略都有利有弊，我们看到北宋很少有军人乱政，但也经常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一支军队的实战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宋的军事制度体现出过犹不及的情况。决策者们防止武将弄权、军阀割据，在王朝开国时效果立竿见影，但到了要加强军事的时候，北宋一昧延续祖制反而放大了它的软肋，导致党项一族在河西做大，辽国、大理、吐蕃也经常骚扰北宋边境。当士大夫们安坐京城高谈阔论，汴梁、杭州日日夜夜不乏诗词唱和，北宋懂军事的将领却只能暗自消愁，而北方幽云十六州、西北河套重地，依然被他国牢牢掌握。古代王朝，无论内部文治如何清明，如果没有稳健的军事做支撑，终究是黄粱美梦不能长久。
另外还有学者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最富有的，错！只看表面不看实质，宋朝重视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财政收入高不假，有文章说宋朝财政收入是开元盛世时期的7倍。可宋朝冗兵、冗官、冗费开支浩大，王安石变法以前收不敷出，每年亏欠1750万两白银，国库空空如也。开元盛世，国库里钱多的穿铜钱的麻绳都腐烂了。那时候米13文1斗，谷子5文钱1斗。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在鄞县当官，米1500文1斗，饥荒年几千文1斗。按购买力计算，宋仁宗时期的钱的购买力达不到开元盛世的百分之一，到底谁最富，一目了然。
为了解决财政亏空的问题，宋朝廷拼命进行搜刮，其税收是历朝历代最多的。宋王朝将五代十国时期设立的各式各样的税目全盘继承了下来，还新增了繁多的名目。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外，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夏秋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
大儒朱熹都感叹地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具备”，“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 一伙强如一伙"。 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970多起。宋仁宗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起义就有三四十起。一些官员已经感到危机的严重，大臣富弼就曾说: "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盛世的标准是：对内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对外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影响力大。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然而，宋朝重文轻武，重内轻外，强干弱枝，虽然内部威胁被消除殆尽，但是外部威胁始终存在，并且这种威胁使得这个朝代只能偏安，而不能实现大一统。所以从这一方面来分析，它算不上是盛世。
纵观赵祯的一生真是乏善可陈，宋仁宗赵顼亲政30余年，没有任何可称道的建树。他虽造德精微，宅心仁厚，却无治国之才能。他的“仁”是对官僚士大夫的仁，是对统治阶级、权贵阶层的仁。在他亲政时期，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就是一些学者、教授极力鼓吹的宋仁宗“盛世”。
宋仁宗赵祯唯一被传颂的无非是一万肉羹和皇后织布的故事。其实事实上，皇帝去世时举国哀痛很平常，历代帝王死去也是举国带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