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途及贬所是贬官最具意味的生存空间，贬官在贬途与到达贬所之后创作的大量贬谪诗歌，诗歌中的沉痛、怨愤、追寻、思索无一不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内心。
官员被贬，不仅在政治上要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经济上更是与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贬官被贬之后还要经历一个迁转的过程。
流官的迁转主要通过量移，贬官的迁转途径则更为多样化，玄宗朝之后，贬官常常以各种方式被朝廷牵制于贬地，量移很难如法实行，这便更加加深了贬谪官员被弃的痛苦。
总而言之，官员从接到贬诏离开京城起，便是以罪人的身份开始生活，其行动各方各面便都要受到制度的相关约束。
《唐会要》载，普通刺史官员赴任，一般会有十日的装束时间。
然而，官员往往因“道途稍遥，私室贫乏，限内不能办集事宜，须假故淹留，虚悬促期，多不遵守”。
因此，朝廷又规定“请量其远近，次第限日，应去京一千里内者，限十日；二千里内者，限十五日；三千里内，限二十日；三千里以外者，限二十五日。”
即根据地方的远近规定装束时限。然而诏令最后却强调“其贬授刺史，即请准旧例发遣，不依此限”，那么，贬官赴任的旧例如何？他们被贬之后的装束时限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玄宗以后，随着贬谪实施的不断严厉，被贬官员并无从容的装束时间，而是即日踏上贬途，甚至来不及见妻子一面。
玄宗之后一直到唐末，贬官被贬之后都是没有装束时间的，都必须立即踏上贬途。依照相关规定，只有一种情形可以例外，即受到杖刑的官员，在受杖刑之后可以有一个月休息、养伤的时间，之后赴任。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官员会因为皇帝喜欢，或是与皇帝关系密切而在贬谪之后留京数月。如《旧唐书》中的李泌。
而无论是有三五日的装束时间还是即刻驰驿赴任，被贬都意味着将要去外地生活，这便需要置办行装，若时间比较宽裕当然可以从容置办。
但若是驰驿发遣，行装置办则几乎没有时间，这时，便往往需要依赖亲友的帮忙。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便记载了杨虞卿为被流贬的崔行俭置办行装之事。
整体来看，贬官因为是负罪官员，为其送行是不被允许的，唐史中便记载了许多因为贬官送行而遭致贬谪的案例。《册府元龟学校部师道》中就曾记载阳城因送别被贬的薛约而出为道州刺史一事。
作为犯罪之色的贬谪官员，其被贬之后，朝廷往往是不允许官员为其送行的，一旦送行，便会被怀疑有朋党之嫌或不满处罚而被处罚。
特殊情形之下，若有人进谏请求，或上疏为皇帝说理，才有可能会免除被处罚的命运，《唐会要》中记载太子仆射崔贞慎等人送别被张易之等诬陷贬谪的魏元忠，便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徐晦不负恩情的相送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为他的仕宦生涯带来了机会。可见，给贬官送行原本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行为。
然而因为是负罪官员，原则上的合情合理却也被政治的高压笼罩，权力的重压使得人们不敢随心意而为，像徐晦这样因送别贬官而获得升官的例子少之又少，大部分的时候，官员被贬都是无人敢去相送而孤独踏上贬途的。
除了这种实际的送别，文人亦往往通过作诗的方式送别自己被贬的友人，相对于实际的送别，这样的方式显然更自由灵活、不受限制。
唐人贬途中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以马和船为主。有时，贬官赴贬所也可能会乘骡，《太平广记》中记载的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时，王新就曾送骡给炎。
唐代贬官大多都是贬往距京城遥远的南方，而南方的水系又特别发达，流贬官员赴贬所常常要走水路，此时船自然成为了他们的交通工具。
白居易诗集中便有许多记录自己乘舟赴贬所的诗歌，如《舟中雨夜》：“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风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
除此之外，唐代对流贬官员整体的行驿期限又有明确规定，流贬官员一定要在指定的时间之内到达贬所，否则便要受到处罚。
而且，不仅是整体期限，唐代诏敕对流贬官员每日行驿速度也有明确的要求，更不允许贬官在路逗留或枉道行走。
《唐六典》记载，唐代驿路“凡三十里一驿”，十驿则为三百里，也就是说，贬官赴贬所要日行三百里以上。
唐代，不少区域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许多地方崎岖难行，且路途上经常遇到阻风阻水的情况，如白居易在从长安赴江州的途中便写过《臼口阻风十日》、《舟行阻风，寄李十一舍人》等诗，表达路途上遇到的各种难行的阻碍。
要明白这一点便需要提到唐代贬官所用的券牒。券牒，其实也就是一种使用驿馆的凭证，它由门下省下发，有公券和私券的区别，官员贬谪乃因公赴任，使用公券。
事实上，不仅仅是贬官，唐代对所有官员的奉使、赴任等均需要门下省下发这种券牒，券牒上一般会注明行程，即走那些驿，要走多少天等。凡发使，皆由驿使根据事情的缓急规定每日行走的驿数，将官员所经驿站、出发到达时间、具体路线等在牒券上加以说明。
总之，为了保证官员在规定的期限到达贬所，《唐律疏议》中对馆驿行为亦有明确规定，凡“应遣驿而不遣驿，及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若依式应须遣使诣阙而不遣者，罪亦如之。”唐代的普通官员奉使出行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身为罪人的流贬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