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是中国诗坛上的“双子星”。他们一个是浪漫主义奇葩，另一个则是现实主义的翘楚。
常听人说：李白的天纵英才，不是通过后天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但是杜甫的成就，却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达到。然而，为什么一千多年以来，中国只出了一个杜甫呢？
其实，若是论诗歌方面的才华，唐代的李商隐、白居易，宋代的苏轼，他们都不见得就比杜甫差。
然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要么写诗写得太过隐晦了，要么就是在青年时代直言敢谏，偶遭打击后，立即变得“明哲保身”。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不是想批评这些诗人做得不对。
只是想说明，后来的诗词作者们，最终没能够超越“诗圣”的根本原因。想超过李白，没有那种天才；想超过杜甫，没有那份博爱与坚韧。
宋代的苏轼，号称“千古第一才子”。他在书画，诗词、文章方面是全方位发展的。若是要论在古代文坛的综合成就，他甚至高过李白、杜甫一头。
而且，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前也曾模仿杜甫的诗风。作过一首《吴中田妇叹》，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和杜甫的诗有什么渊源。
一、《吴中田妇叹》赏析
《吴中田妇叹》——北宋·苏轼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白话翻译：
今年的稻子成熟得比较晚，幸好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眼见得可以收获了，突然霜风袭来，大雨倾盆。耙头上都长出了霉菌，镰刀都生了锈。雨一直不停，还是不能去收割庄稼。
眼里的泪水都干枯了，雨还是没有停。怎忍心看那黄色的稻穗儿，倒卧在青泥田里。为了收割稻子，农夫在田坎上搭着茅棚居住，守候了一个月。
等到天晴马上把稻子收割、装车、再推出去卖。肩头磨破，衣衫上渗出了血色的汗渍。好不容易到了集市，谷价贱得像是卖糠壳跟碎米。
官府的人来收税，农夫只有卖掉老牛，拆掉房屋。吃饭的家伙也不要了，只顾着今年要交上税，顾不到明年要饿肚皮。现在的官家收税，只要钱，不要米。
因为边关局势紧张，朝廷在西北招了羌族士兵去打仗。满朝都是像龚遂、黄霸一样体恤黎民的清官，可是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更苦了。还不如跳到河里，嫁给河伯去当媳妇。
龚遂和黄霸两人，都是汉代以宽政恤民著称的清官。用在这里，其实是讽刺推行新政的王安石同党。
苏轼这首诗前后分为了两个部分，前面写农民在收获的季节里遭遇雨灾，后来谷贱伤农，生活过不下去。
后面着重写朝廷为了跟西夏人作战，重金招募羌族士兵，而这一笔军费就被摊到了穷苦的百姓头上。
税吏来征税，只要钱不要米，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流弊。最终逼得老百姓们连作为基础生产工具的老牛，都只有拉去卖掉，居住的房子也要拆掉。
最后，他开始讽刺王安石新党，说他们都是汉代的龚遂、黄霸一样的好官，可是他们却让老百姓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河伯妇”是《史记》中的典故，以前语文课本上有，就不多说了。这里主要是想说，王安石的新法，逼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还不如去跳河。
二、苏轼早期诗风
苏轼这首诗写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地点是在湖州。后来“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他被控诉写的“反诗”，有很多都是这个时期所作。
在苏轼这一首诗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杜甫现实主义的诗格。叙事重点着眼于底层的老百姓，针砭时弊。
这首诗中“眼枯泪尽雨不尽”一句，也是直接化用了杜甫《新安吏》中“莫自使眼枯，收妆泪纵横”的句子。
不过这首诗最后也有苏轼的个人风格，即倒数第二句“龚黄满朝”对朝中“新党”的讽刺。杜甫写诗很少用这样的讽刺，一般都是直斥其非。
比如杜甫在《兵车行》中，反对朝廷强行征税，他就写：“官兵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古代男丁才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在古人看来，生男肯定比生女好，女儿是要外嫁的。但是杜甫说反话，即是用一种“归谬法”对官府的行为进行反讽。
苏轼诗中“不如却作河伯妇”一句，即是成功模仿了杜甫诗的反讽手法。
杜甫一生写了无数同情老百姓，抨击时政的诗篇。杜甫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但是他都是光明正大地骂，就事论事地骂，从无“阴阳怪气”。
苏轼不一样，他自恃才高，大约认为别人看不懂他写了什么。所以故意在反讽前，还不忘先损一下朝中“新党”。这也是他后来为何被“新党”深恶痛绝，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重要原因。
不过因为“乌台诗案”的打击，苏轼后来就不再重视诗，在填词上更下功夫，写出了很多千古名篇，这也算是词坛之幸吧。毕竟，“诗圣”只要一个就足够了。
结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为了挽救大宋王朝，苏轼这首诗为了反对新政，有一部分内容存在夸大其词的现象。但是从体恤下民的角度来看，这首诗还是可取的。
苏轼《吴中田妇叹》的存在，可以算是直接证明了杜甫的诗风，的确可以通过努力模仿得似模似样。
但是，苏轼始终成不了“诗圣”，白居易也成不了“诗圣”。因为他们都在青年时代遭受过打击以后，都不由自主地转变了人生态度。
他们做不到像“诗圣”杜甫一样的博爱与体恤人民，最后纷纷去信了老庄佛道，过起了隐居般的生活。当然，也不是说他们的选择是错。这里只是想说明，为何千古只出了一个“诗圣”。
不过假如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转变，未尝不是好事。如果苏轼继续创作像《吴右田妇叹》这种风格的诗歌，即使仿得再像杜甫，也无法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