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提起李白和苏轼，对于这两位人们从来不会吝惜赞美之词。
杜甫称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杨慎对李白的评价则更加直接——“李太白为古今诗圣”。而对于苏轼，黄庭坚称赞他“落笔皆超逸绝尘耳”，林语堂先生则更是要将所有溢美之辞加于其身。
至于两位能得到如此赞赏的原因，众所周知，乃是因这两位乃是不世出的大才。读李白的诗词，总能让人感悟到盛唐的朝气蓬勃、狂放不羁、浪漫；读苏轼的词，则总能让人在心情烦闷、遭遇挫折时，犹如绿叶遇到了光，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动力。可以说，作为唐宋两朝文化繁盛的代表性人物，二人的成就绝对是得后世如此的赞扬的。
据《庚溪诗话》中记载，在宋神宗朝时，宋神宗赵顼与大臣便因李白、苏轼谁为千古第一才子而有过一番“争论”。当时宋神宗询问大臣，谁的才华能与苏轼媲美，大臣对答“李白”。而宋神宗对于这样并列的说法显然是不赞同的，他随即反驳到“李白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
显然，在宋神宗看来苏轼要比李白更胜一筹，毕竟苏轼之学更高。那么李白、苏轼又究竟哪位更能当得上“千古第一才子”的称号呢？
作为唐诗的代表性人物，李白的地位毋庸置疑。在他的口中，浪漫主义诗歌被推倒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
生于长安元年的李白，虽然家世、家族不详，但我们却似乎可以从他的诗词中窥见一斑。在《古朗月行》中他写“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这样的“想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李白的家境不优渥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或许也恰是这等优渥的出身环境，才赋予了李白“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赋予了他的诗如仙人一般难以企及的灵气。
我们要肯定的是，李白是有着致仕的想法的，否则也不会有写信给裴长史，李长史的故事；但同时我们却又不免为李白的“狂放、不入流俗”而惋惜（或许也可以说是庆幸）。这话听起来矛盾，但想来却是闻者知意。深受儒、道影响的李白，就这样在矛盾的处境中肆意挥洒着属于他一个人的浪漫。
于是中国的诗坛里就有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有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甚至就连送别诗在他的口中都没有了离愁别绪，都要加上一丝雄健的意味（参见《渡荆门送别》一诗）。
可以说，在诗歌上李白将五绝、七绝都臻于极致，无愧于执唐诗牛耳者的赞扬。
不过，相较于李白的狂放不羁，苏轼性格里却天然地有着几分人间气质。他一样有着致仕牧民的理想，于是就有了21岁那年在进京应试时的名动京师之举，就有了欧阳修口中的“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但是入仕后的苏轼却遭到了重重打击，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对于这位耿直的大才子都有着政治上深深的敌意。
接下来的几十年仕宦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贬谪、罢黜这等处罚，乌台诗案上他更是险些丧命。
可与李白仕途不顺后的不羁离去不同，苏轼却有的是积极向上、乐观旷达的态度。毕竟“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毕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就算流放儋州了这位老先生都能写下“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之句。这样夹杂着洒脱、奔放的人生态度的词，也让苏轼成为了宋词中豪放派的开创者，成为了抒情词的奠定者。
在文学成就上，李白以诗见长，而苏轼则以词见长，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单从个人好恶而言，显然是仁者见仁的。不过，相较于二人诗词上的难分伯仲，在其他“学”上或可见端倪。
在书法上，苏轼被冠以“宋四家”之首，遍学众家之长的他擅长行书、楷书，更是自成一家。其所书的《寒食帖》更是被冠以“天下第三行书”的称谓。虽然李白有《上阳台贴》传世，但相较之下苏轼还是略胜一筹的。
显然，在文、诗、词之外的艺术上，苏轼可以说是空前的全面之才，而倘若要是在比较二人仕宦上的成就，苏轼则又要更胜一筹。虽然屡被贬谪，但苏轼却总能在被贬之地为政一方，造福一方，办学、修题等也都是获得了民众一致的好评。
事实上，作为文坛巨擘，对于李白、苏轼的文学成就“高下比较”显然是极难的。但是，我们综合比较后会发现李白更擅诗歌，而苏轼则恰如宋神宗所给出的评语“李白虽有苏轼之才，却无苏轼之学”中一般更加全面，所学更广。不得不承认的是，宋神宗的评价很是很客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