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之前是尧舜古国时期，这个历史事实恐怕没有人会提出质疑。特别是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级科技攻关项目的成果公布，夏朝中晚期都邑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尧都在山西临汾陶寺的结论得到了考古学界的一致公认。
可以说，山西的陶寺遗址和河南的二里头遗址在绝对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上，与史书记载中的尧舜和夏朝主要活动区域和时空架构都十分契合。
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考古学上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在中期时（前2100—前2000年）陶寺受到了来自晋西南和豫西三里桥文化（有虞氏文化遗存）的强势入主，并分别形成了中期和早期两处王族墓地，与文献记载中的舜继尧位相吻合。
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中晚期都邑，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在陶寺晚期（前2000-前19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陶寺遗址被外来势力毁灭。虽然二里头和陶寺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百年以上的空白期，但放在大的时空框架内，尧舜古国之后是夏朝这一基本事实，依然得到了印证。
所以，考古工作者基于二里头的夏文化属性的基本认识，开始致力于寻找夏朝早期的文化遗存，以补足夏朝考古的空缺。如：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河南新砦文化遗存，就被认为与夏文化存在继承关系。
而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发现的王城岗遗址中的龙山文化遗存，时间上又早于新砦文化，文化基因上呈现出早期夏文化的身影，出土的战国时期文物频现“阳城”字样，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称呼这里是“阳城”。
这与史籍记载的“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在时间和空间上再次形成了吻合。由此，夏朝和尧舜之间的时间缺环也基本被王城岗遗址和新砦遗址补上。
然而，就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公布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阶段性研究成果后不久，石峁遗址这个Bug横空出世了。
位于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地处陕西省最北部，隔河毗邻山西，早在1958年，陕西省在开展文物普查时就已经发现了石峁遗址，但当时仅局限于一处小城遗存和一处烽燧，考古队称之为“女王坟”。
直到2012年，考古工作者对石峁遗址开展大规模正式发掘后，才赫然发现原本不起眼的石头城面积居然达到了400余万平方米。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做个横向对比：有尧都之称的陶寺遗址面积为280万平方米；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良渚古城面积是290万平方米；承载着第一王朝夏朝都邑的二里头遗址总面积是375万平方米，这个三个闻名遐迩的文化遗址，都不及石峁之大。
惊叹于如此大规模的遗迹，石峁遗址考古的当年，就被列为了“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然而，惊讶还不止于此。2019年，科技人员对石峁遗址进行碳14绝对年代测定时，得出石峁的时间跨度是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左右。
也就是说，在尧舜到夏朝这个时间范围内，石峁遗址是目前已知的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址。
当然，在大一统时代尚未来临之前，森严的礼制和等级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在超出尧舜乃至夏朝势力范围之外的地方，存在一个超大型古国遗址，也并非不可能。
有不少学者试图从史书记载中，破译石峁族属之谜，归总起来，大体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笼统说。将石峁遗址理解为黄帝部族的都邑，或干脆说是北狄的都城，认为这是黄帝后裔在陕北地区所建都邑，其中融合了北狄文化因素。无论是黄帝还是北狄，都是一个十分宽泛和笼统的概念，并非特指某个族群，毕竟华夏各族都可称之为黄帝后裔，所有中原之外的地区都可泛称为西戎、北狄、南蛮、东夷。
第二种，夏朝早期都城说。从时间上看，石峁遗址刚好位于二里头遗址之前的数百年，从规模上看，这里也的确是一处大型都邑，且在地理位置上同“禹生西羌”的传说契合。从考古发现上，夏朝标志性文物玉璋，在石峁也找到了源头。
第三种，共工族群说。这一说法根据《史记》“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和《山海经》“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的记载，认为石峁遗址是被尧击败后北逃的共工族群所建。
这三种观点都各有一定依据，但自身也存在一定无法解释的逻辑漏洞：
如果石峁是战败北逃的共工族群所建古国，那么为何逃亡族群能在与尧同时代的公元前2300年建立规模远超后者的庞大遗迹？有这样的人力物力实力，还需要逃亡吗？
同样，如果石峁是夏朝早期都邑，那么又如何解释夏朝与尧舜居然共存了近300年，且实力更强大的夏后氏反而要听命于晋南的尧舜政权？事实上，同一文化族群在迁徙过程中，必然会在沿途留下文化遗迹，但陕北的石峁遗址和豫西的二里头遗址之间长达千里的地理区域内，并没有这种文化过渡。
而石峁后续的考古发现，更让我们陷入了困惑。
首先，考古发现显示石峁遗址并非孤城，在石峁遗址所在的陕西榆林地区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处，在环绕石峁遗址周边，形成了金字塔般的四级聚落结构。
这些聚落无论是石砌城墙结构、墓葬形式都与石峁遗址雷同，犹如缩小版的石峁古城，大的面积可达50-100万平方米，小的则为1万平方米。
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也显示，石峁遗址周边的次级聚落如木柱柱梁遗址、神圪垯梁遗址、新华遗址、寨山遗址等，与石峁城内人群具有较近的母系遗传联系，对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中会细说。
这些都表明，石峁的政权组织形式，绝非简单的酋邦方国，而是进入了国家文明前夜，甚至在社会组织结构上已经超越了尧舜代表的国上之国政治，与二里头中央王朝统御地方的政治结构接近。
其次，石峁遗址出土石器中检测到711个淀粉粒，说明石峁已经进入以种植小麦为主的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同时发现的还有上万只羊骨。正是农牧混合经济模式的发达，支撑起了石峁庞大的聚落人口和经济实力，可以营建出总长10公里的内外石制城墙，和当时独一无二的马面、角台等防御设施。
在与尧舜和夏朝早期近乎同时的中国北方，存在一个巨无霸般的军事政权，却在史书当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地理阻隔显然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为石峁遗址内的玉文化因素明显承袭自浙江良渚遗址，表明在龙山文化时期，跨越多个地理单元的文化互动早已存在。
而晋南陶寺遗址发现的双鋬陶鬲、敛口甗明显来自石峁遗址，说明二者间也早有文化互动，尧舜族群是很清楚在北方存在另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的。
这就让我们陷入困惑和不解，为什么石峁呈现出的文明形态如此发达，却不被史书所载呢？即使是夏朝以后流传下来的文献，也将夏朝的活动区域记载为晋南和豫西，而从未提到过陕北。
陶寺之所以能被发现，得益于史书中频频提到尧都平阳在汾水；二里头之所以能被发现，也是徐旭生先生基于夏朝中心在以崇山为中心的伊洛一带的历史记载。
但石峁的发现，却纯属偶然，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我们甚至不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如此强大的政权。
石峁人究竟是什么人呢？DNA检测给出了权威答案。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在对石峁遗址和晋南地区172例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的古人类进行线粒体DNA检测后，得出：
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地区本地早期人群；石峁城周边同属于石峁文化的人群不仅有文化影响，也有人群互动（基因传承）；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有关人群具有较近的母系遗传联系；石峁人群相比于其他已知的仰韶和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古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事实：
石峁古城并非黄河中下游人群北上所建，这也就否决了所谓石峁人是战败北上的共工族群的推测。在石峁政权存续的四五百年时间里，北至陕北周边，南至陶寺为中心的晋南，都知道石峁的存在，并且与石峁存在基因遗传关系。而且石峁对现代北方汉族中国人的遗传贡献更大，表明石峁人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口数量上，都优先于包括陶寺在内的黄河流域其它的政权。
放在大的地理框架内来看，如果把尧舜和后来的夏朝政权视作南朝的话，那么石峁政权则完全称的上是同时期的北朝。只不过，出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偏见，加上后世的夏商周皆在中原立都建国，导致史书选择性地无视了石峁的存在，让后世误以为当时只有尧舜禹这一条主要的文明演进脉络。
但从线粒体DNA的结论来看，石峁人对中国人特别是北方汉族的族源贡献反而更大，换言之，或许，石峁原本才是夏朝之前更为正宗的华夏政权。
当然，这个华夏政权并非是早期的夏朝，理由上文已经说过。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包括石峁、陶寺在内的诸多文明的影响，比如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就继承自石峁，但不能据此就认为石峁和二里头分别是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
事实上，石峁所处的独特的农牧分界线，在为华夏文明吸纳西来的青铜工艺的同时，也凭借超强的军事城防，抵挡着任何可能南下的外族势力，这也解释了夏都二里头、商都殷墟、秦都咸阳普遍流行“大都无城”的筑城结构，唯独公元前2300年的石峁却筑造了远超当时攻城能力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