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诗歌）刺（讽刺）。”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周朝实力衰退，狄夷轮番入侵，甚至一度兵临镐京之下，导致周懿王（前 937年— 前892年）不得不迁都，竹书纪年中说“懿王七年西戎侵镐，十三年翟人侵岐，十五年，王自宗周迁于槐里。”此后，周朝江河日下，周幽王时西周灭亡，东周之后周王室就更惨了。
与之相反，从成汤到纣王，商朝一直都很强大，即便纣王年代，依然还能远征击败了东夷。商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朝面临东西两线敌人，防不胜防。如果没有东夷，周人可能很难灭掉商朝，故而左传说“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
问题在于：商代强大500年，为何周代仅强150年？其中原因很多，一言难尽，但考古发现改写认知，给出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
与周朝相比，商朝更崇尚勇武，殷墟考古（包括甲骨文）发现的以下三点可以佐证：
首先，商朝喜欢发动战争。仲丁征蓝夷，河亶甲征夷、班方，武丁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征犬戎，帝乙征夷方、盂，纣王征东夷等等，可以说商朝战争一直不息。现代学者统计，商朝500多年中，至少有400多年都在打仗。
其次，贵族经常亲临沙场。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王经常亲临战场，尤其武丁、纣王等更是多次亲征，此外商朝王后、宗室子弟等也血战沙场，武丁发动战争时经常召集“多子”（“子”是商朝子姓宗族之人）参与战争。学者推测，贵族上战场是商人的荣誉，否则会被鄙视。
第三，商朝贵族武装训练。殷墟发现商朝高级贵族学校遗址，甲骨文上也记载有敌我模拟训练，比如有一方扮演羌人、一方扮演商人的实战训练，还有各种包括水战等战术训练，以及商人与奴隶（或战俘）的个人对战训练等，训练中可能会死亡，却让商人更为勇武。
于是，商王手里一直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可以震慑天下诸侯，让其不敢有二心，同时对外战争的收获，也让商朝内部更加团结。
铸造商人勇武的原因，应该有很多方面，但其中一点通过考古可以确认，就是商人热衷人祭，已经到了一种狂热程度。商朝人祭历史史书没有记载，应该是被周公毁掉了，但通过考古可以还原这一段残酷的历史。
殷墟考古证实，仅仅在王陵区，就发现了2200余座祭祀坑，每坑大约十个人牲。甲骨文显示，商王每年至少一次祭祀先王，以祈求商人历代先王保佑。除了祭祀先王，还有日常祭祀、各种建筑奠基（人牲奠基）、以及贵族、民间人祭需求等，因此商朝对“人牲”的需求量非常大，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商人热衷人祭的原因，在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即“以神为本”，他们认为不提供人牲血食，就得不到商人先祖的保佑，那么就会降下各种灾祸。比如，头疼脑热时，就会认为是某个先祖降下惩罚，于是就要祭祀某人，就像过去农村小孩生病时觉得是某个鬼神作祟，然后祭祀某人一样。
但问题是：人牲需求量如此之大，但又不可能全用自家奴隶作人牲，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战争，从异族、异邦那里获得战俘充作人牲。更为重要的是，商人认为人牲的级别越高，最好的是异族酋长、或异邦“方伯”，先祖就会越满意，祭祀效果就越好。
于是，人祭需求驱动着商人保持勇武，不怕血染沙场，不停的发动战争，否则祖先就会缺少人牲血食，就会降下各种灾祸。
周代建立之后，周公废除了人祭，烧毁了相关文献，使得人祭习俗基本消失，随后开创礼乐文明，更提倡道德建设。现代考古发现，先周与周朝墓葬中，姬姓贵族鲜有人殉、更无人祭，但与东夷杂处之地等，往往会有人殉。总之，至少可以确认周代没有国家层面的人祭习俗，对外战争动力不如商朝，勇武也就不能持久。
当然，本文只是从人祭角度探讨商周维持强盛的原因，难免管中窥豹有失偏颇。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商朝勇武的源动力，自然违反人道而不可缺，但对于当下来说，未尝没有一点启示，即中华民族想要长久屹立，就不能缺少勇武与血性，新时代更要求我们“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否则在西方的野蛮法则下，只会留下让人唏嘘遗憾的一页。
参考资料：史记、左传、甲骨文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