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观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殷商时期它就以神灵崇拜为表现形式，发展到西周时期，逐渐转为“以德配天”。古代皇帝一直奉行天命观，认为天可以操纵人间的人和事，这是初期的天命观核心思想，西周拓展这一思想，赋予了“德”这一新的内涵。商周时期的天命观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刻影响着西周时期的政治。
西周拓展了殷商时期单一的“神灵崇拜”思想，“德”成为天命观的核心，“以德配天”顺理成章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与西周政治紧密相连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回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夏商周时期，科技不发达，对世界理性认识不够，那是的人们用自己的感官认识世界，面对自然界及社会上发现的一些难以解释或没见过的现象，他们会认为是神秘力量的操控，而这个神秘力量在殷商时期被称为“帝”。
他们认为通过祭拜祖先可以与神形成一种冥冥之中的沟通。自古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这种神灵崇拜思想渗入到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中，于是就有了君权神授思想，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披上神的外衣，到西周时期，这种思想为适应统治的需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德”成为天命观的核心，顺理成章地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范畴。
天命观这一定义发生在西周，查阅殷商的相关资料并没有发现天命观这一说，它出自西周人之口，但它的形成与殷商的神灵崇拜有很大联系。在殷商以前的古人早就有对神崇敬的意识了，只不过在殷商时期，人们崇敬祭拜的对象已经被具体化，这些对象被认为是“天”或“帝”抑或是已经去世的祖先。
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和天帝是一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会给人间带来风调雨顺，一旦人间对天地或祖先不敬就会被降临灾难，如一些洪涝、日食或地震，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天在降罪于人间。在商朝占卜是人们对天帝崇敬的最明显的表达，统治者一条措施、什么时候收割粮食、耕种，在做这些事情之前都要占卜，问问天帝的意见。
从商朝开始，统治者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与天帝同在，祖先与统治者有着血缘关系的联系，上帝必会保佑自己坐稳位置，所以，对殷商的王来说，不管暴政与否，王位都不会动摇，商朝的政治统治始终都被埋在神权的面纱之下，人在国家统治中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有其局限性，所以西周取代了商，并且西周时期是天命观的转折点，“以德配天”在西周开始出现。
商周更迭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宗主商一直标榜自己君权神授的说法不攻自破，强大的商被周所灭，殷商的转变表明血缘纽带已不再被人们所信，祖先及上帝也不可能无条件地给予统治者庇护。西周建立后，对商朝的灭亡有深刻的反思，究竟有祖先及天帝庇佑的商人为何被击败，由此，周人对君权神授提出新的解释，周人提出了“德”字，“以德配天”从此出现，完善后的君权神授思想更加强调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
夏朝时人对世界保持好奇，神秘的面纱一直未被揭开，君权神授发展到商代，人们已经把这种神秘具化为“天帝”，具体如何庇佑又是如何约束的，在商朝并没有形成意识，“有德”或统治者采取德政才能获得庇佑。因此，想要获得天帝庇佑，必须采取德政，这是延续统治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说明了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把审视的目光投到现实生活中来了，只有符合“德”的利国利民之策，才能使统治权力得以延续。西周的天命观体现了上天不再对人起到决定性作用，自己的统治是否可以延续，不单单是天帝所能决定的事，更要靠统治者自身的作为。
西周天命观强调“德”与“天”的关系，具体要求对象从神转向人，统治者的德政修为是君权神授的重要条件，天命观成为大臣上谏帝王的政治手段，同时与“以德治国”主张不谋而合
西周天命观第一次把德与天联系起来，在德政和德行的前提下不再盲目迷信天帝，统治者的私德和德政是维护稳定统治的根本，所以统治者在治理社会时刻想着德政，虽然这是被动的，但对西周自身的统治及后世的影响深远。
“以德配天”更加强调德，西周的君权政治主张认为，同统治者的权力不仅要依靠上天，如果统治者自己的德行不为上天满意，一旦成为失德之人，必将失去统治权。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奴隶主贵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商朝只提出上天会庇佑统治者的权力，但上天会会把权力给什么样的人。
这是殷商时期所没有被提到的部分，所以当商纣王失德，以暴力治国，那么国家必将灭亡。从《周书》中可以看见周朝在商灭亡后做出了许多反思，“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了“德”的作用，有德之人才能有资格当统治者，是否敬德已经成为衡量西周统治者的重要标准。
在西周“以德配天”是统治者治国的思想基础，所以当统治者颁布诏令时，都要考虑自己的措施是否违反“德”，纵观西周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西周所谓的“以德配天”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指统治者自身的德性行为，更深一层是指统治者的德政，这是“以德配天”的主要内容。
由于神灵崇拜盛行，所以人心惶惶，西周建国后，提出了自己天命观，对稳定民心有着重要意义，既没有抛弃君权神授，由提出德政，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除此之外，天命观成为大臣上谏帝王的政治手段，同时与“以德治国”主张不谋而合。
儒家全面地继承了西周的天命观，儒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所以说天命观始终贯穿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西周的天命观对统治者是一种约束或监督，第一次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天帝与人之间起到重要作用。
夏商盲目地对天帝充满崇拜，但对自己的行为却没有任何反思，对现实社会的关心远远少于对神灵的崇拜，这可能是导致商朝君王暴政的一个原因，西周的“以德配天”中的“德”是对人提出的要求。
以神为本是西周以前的思想，西周的天命观是民本思想的发端，它是民本思想的源泉，它也会适应时代需求，被儒家思想吸收，成为历代统治者思想的根本。后代统治者的执政思想最根本的是受到天命观的有关德的影响，天命观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根基。
如果没有周人的这次转变，那么因为暴政而被灭国的朝代不知会增加多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可能不复存在。西周天命观是统治者思想的思想旗帜，对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它还是百姓的福音，民本思想的源泉，它具有神灵崇拜思想的神秘感，又兼具自身“以德配天”的睿智。
西周天命观除了对统治者进行规范，同时由此衍生出的“保民、慎罚”等民本思想相继萌发，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重心，独具鲜明的历史特征和价值，是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
春秋战国时期，时代突变，“德”与“武”是一对矛盾，春秋战国以武得天下，是一个“武”字当道得时代，“以德配天”似乎已不再适应时代需求，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得一部分，它在那样一个时代被继承发展，以适应战争年代的需要，独具鲜明的历史特征和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对德政的要求更高，相对于西周，对统治者自身的德行要求不高，德政是春秋时期关注的焦点，安定统治需依靠德政，而不是统治者本人。在当时一个国家能否占据天下，需靠军事实力，而决定军事实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国民的数量，兵源的好坏对军事有重要影响。
所以春秋战国时，民的地位高于天，这是巨大的转变，天命观还是天命观，统治者的权力还是由天赋予的，但民是连接统治者和天的纽带，统治者需通过德政善待百姓，上天才会庇佑统治者。
诸子百家对天命观有各自的继承和发展，孔子一直主张克己复礼，主张复兴周礼，他对待鬼神的态度完美体现了西周对鬼神的看法，“敬鬼神而远之，敬之而不亲近之意”。
儒家学派认为“以德配天”中的“德”应该是仁德，仁德就是关注人事，仁德是天命在人间的体现，所以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天命就是仁政，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道家学派对天命观是彻底地颠覆，老子对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以前，老子认为天的存在不过是一种自然形态，它与人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道才是一切抽象的源泉。荀子的受天命而制之更是强调了人的强大作用。春秋时期的“以德配天”往往都要服务于政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对德政的要求变得比西周更高，人在神上是这个时期天命观的新发展。
由此“以德配天”还是我国民本思想的先导者，由它衍生了保民、慎罚等思想成为我国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的祭祀活动与商代的占卜不同，它不仅有祭拜上天的功能，还起到了警示监督和反思人类行为的作用，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西周独特的天命观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
参考文献
《左传》
《周书》
《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