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世纪初，世界大都会长安丧失了我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地位再也没能得以重建。
国都作为朝廷的所在地，是整个王朝的核心所在，所以国都的选址必须极具战略高度。自然环境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我国的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
而关中地区是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下游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河流众多，森林茂密，气候较为怡人。数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和大荔人就生活于此。关中是我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形成了最早的农耕、房屋建筑、织布、制陶等生产技术，甚至最早的文字也诞生于关中。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这些都要得益于关中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国都的所在地也必须拥有严密的防御体系。冷兵器时代，兵家都讲究拒地理之险，不仅是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守土之能，更是要进可攻退可守的攻城之利。而关中之所以叫“关中”，就是因其位于四关之内，东有潼关、函谷关，西据散关、南拥武关、北坐萧关，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关中又有秦岭、黄河等山河屏障，所以从战国时期关中地区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就是说关中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是一个极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优良地区。
西汉初，刘邦在定都关中和洛阳之间犹豫不决时，娄敬就劝告刘邦定都关中，并对关中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当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张良也发表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湾维天下，酉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最终刘邦听从娄敬的建议定都关中。
正是关中地区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以来，先后有13个王朝建都于此，历经1500多年。之所以选择西安（古长安），也是得益于西安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首先西安地区地处关中中部，在微观地貌上，泾渭之交的渭北塬区，以及与之相对的渭水南岸，更是一块地势开阔的小平原，东西长达百里，而且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水环绕，是建立都城的理想之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必定会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有两个：自然资源与交通条件。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评价它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也就是说当时关中地区的耕地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30%，财富占全国的60%。这里地形平坦，土地面积广阔。风调雨顺，该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雨热同期；靠近渭河，灌溉便利；河流两岸，土层深厚肥沃，农业发达。
长安作为国都，最初关中的粮食还是能满足都城的需求。西汉初期，长安城每年只需要几十万石粮食。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长安城人口的增加，以及对匈奴的频繁的战争，加上对西域的经营，都需要大批粮食，此时长安城每年所需要的粮食剧增到600多万石。
尽管关中地区在这一时期修建了白渠、成国渠、灵轵渠、龙首渠等水利工程，以增加粮食产量。但关中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长安城的需求。于是就必须从关东地区征收粮食调运到长安。
关中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存在天然的山川屏障，在战略上易守难攻。但是和经济相关的漕运却是关中地区的短板。当时想把关东地区以及南方的粮食运到京师长安，唯有两条路：一是溯长江而上，转以汉水，再陆运至京师，但是该线路运输线路过长，而且中途多次折转，故只能作为辅助性运输线；另外一条就是借助于自然河道航运，采用木帆船逆黄河而上，进入渭河水道，再西运到长安城。但是这条漕运路线的砥柱山三门峡一段运输十分艰难，经常会发生舟覆粮溺的惨剧。
关中渭水的航运始于春秋，秦、汉两代，咸阳和长安先后成为渭水运输关东漕粮的终点。西汉时由关东运输来的粮食，可以直抵长安城下。
然而渭水的运力非常差，不但水浅、沙深，不能走大船，而且河道蜿蜒曲折，从长安到黄河，直线距离不过150多公里，而那时渭河航行路线却长达450多公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渭水的通航时间短。每到冬天，渭水冰封，漕运就停航。所以渭水全年只可以维持6个月的通航时间。
为了解决漕运的问题，汉武帝命水工徐伯等人督率卒数万人，用三年时间修成了以灞水为源，与渭水平行，东通黄河，长达三百里的漕渠。渠成后，不仅使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而且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灌溉。之后又引昆明池水与漕渠相接，使关东地区和长安间漕运更便利。
经过千年的发展和开发，关中地区能够养育的人口早已达到饱和的状态，但人口仍在不断的繁衍增长。随着朝代的更迭，新的王朝大兴土木，砍伐树木，以至关中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差，水土流失，植被覆盖率也是迅速下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乃至干涸，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一方面人越来越多，需要的树木土地越来越多，一方面环境的破坏，导致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导致了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优势逐渐丧失。
环境的破坏也对漕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渭水及其支流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水含沙量过大，河床淤积过深，已不利行船。而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漕渠也在北魏时期因淤塞干涸，彻底被废弃。
环境的破坏也造成了自然灾害频发。据史料记载，整个唐朝不到300年的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过水、旱、蝗等自然灾害。自然环境的恶化带来的是关中地区粮食的紧缺，即使在丰收之年，长安城的粮食依然不够吃。为了保证都城长安的粮食安全，朝廷开始大兴水运，重新开凿了漕渠，从东南运粮到长安。这次开凿漕渠的目的不是为缩短航程，而是为运输通畅，这便是广通渠。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其后一百余年的唐长安，经历了无数次战祸，使长安变得满目疮痍。这一时期漕渠一度阻塞，漕粮只得仍由渭水运输，有时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其艰难程度非同一般。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关中漕渠的重要性随之不断上升，直至其运输成本不足以使关中再为政治之中心，关中漕渠的历史也就随之戛然而止。
长安城供给线的中断，使得长安无法立即承载过多的人口。换言之，这一状况，使得定都长安的成本大大提高，首先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疏浚渭河或重挖运河。唐以后，再未发现有关运输船只行驶于渭水、漕渠的记载，仅有小舟摆渡，恐怕是水流细小，难以行船了。
唐末的北方的战乱使得大量人口南迁，使得南方的人口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北方，中国的政治格局也随着人口分布的改变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关中地区和南方地区被被山川河流重重阻隔，如果定都关中，朝廷对于人口众多的南方将毫无掌控力。因此，在南北向的政治格局下，关中掌控全局的战略优势也随之消失殆尽。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在短短57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经历了五次王朝更迭。在五个王朝中，地处关中的长安仅仅作为后唐的陪都西京而短暂的成为国都。这一时期中原的各个主要军事集团都处于关东。他们互相征战，根本无力也无暇考虑迁都甚至重建长安。
北宋时期，西边西夏国的崛起，控制了今天甘肃和宁夏地区，由于西夏和北宋常年战争，北宋对西夏进行长期的经济封锁，直接导致丝绸之路的中断。北宋动用全国的力量，也没能消灭西夏，未能打通丝绸之路，于是不得不把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丝绸之路转向海洋贸易，关中地区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北宋都城开封经过五代时期的四个王朝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开封虽无有利的地理屏障，但其处于平原之地，交通漕运更加便利。故无需到花费高昂的成本在长安或是洛阳重建一个都城。
金、元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和北方漠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都城自然偏北。而关中地区与北方的交通也算不上便利。所以，他们自然不会考虑建都关中。
明太祖朱元璋倒是非常重视地处关中西安的地位，他不但把自己的次子朱樉封到西安为秦王，还曾一度考虑迁都西安。因此还派太子朱标考察关中。但因朱标的去世，使朱元璋的迁都之议最终搁置。他在为朱标写的祭文中透露：“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西安又一次失去成为国都的机会。
纵观中国历史，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地区，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特别是强汉与盛唐，曾给予过这里无上的荣耀。唐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不可逆转，以及交通条件的先天不利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再加上中国人口布局以及政治格局的改变，使得以长安城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最终丧失了其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仅仅作为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存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