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李自成统帅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中原重镇洛阳。按照以往农民军的惯常做法,城内官宦子弟、地主老财、豪绅富户,立马成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
这里头首当其冲的,便是就藩于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据说李自成将藏匿在城外迎恩寺的福王朱常洵抓获后,专门设下一席“福禄宴”,犒赏有功将士。席上的压轴硬菜,便是将300多斤重的福王洗剥干净,连同几头梅花鹿一起炖煮而成的肉汤。
有关农民军分食福王的事迹,多见于野史逸闻,并无相应确切的证据可供参考。然而饥荒战乱之年,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面对昔日那些饱食终日,对老百姓敲骨吸髓般压榨搜刮的官宦豪绅,心中的仇恨情绪必然是直冲顶点,做出些“食肉寝皮”的极端举动,也在预料之内。
作为大明王朝的宗室藩王,富甲一方的福王朱常洵,绝对是农民起义军最直接的复仇对象。
朱常洵,万历皇帝第三子,因生母郑贵妃深得万历宠爱,由此子凭母贵一度成为太子储君的热门人选。
万历皇帝为立朱常洵为太子,与文官集团产生了名为“国本之争”的激烈矛盾,并不惜以将近三十年不上朝的消极怠工方式抗议文官集团,导致国事糜烂、辽东战局败坏、百姓生活日益困苦。
眼看太子之位无望,1601年15岁的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就番于富庶的洛阳。为了弥补这位爱子的缺憾,万历皇帝在物质财富上给予福王极为丰厚的赏赐,史书记载:
“下诏赐庄田四万顷(后减半),又奏乞故大学士张居正所没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并四川盐井榷茶银以自益。又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民市。”
庄田、盐税、茶税、盐引......以至于明朝上下传言,都说先帝(万历皇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
只是如此富可敌国的福王,却生就着一副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面孔。明朝末年,继陕西关中之后,河南一带也遭遇到旱灾、蝗灾连番侵袭,民间百姓到了残食人肉的地步。经过洛阳前去剿灭农民军的官兵也嚷嚷着:“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
可见,无论官兵还是饥民,对福王都已积怨很深,这也是李自成得以顺利推进至河南洛阳的群众基础。再者,对起义军队伍日渐庞大、军需消耗日渐剧增的李自成来说,万历皇帝耗尽天下财富养肥的福王,简直就是一只金灿灿的“猪头”啊!
李自成为争取百姓支持,公开提出“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不向百姓征粮食,就等于大顺军没有建立起配套的税收制度,军需供应只能通过抢掠皇亲、官府、豪绅、地主等富裕群体得来。而这里头的朱姓皇族,经过将近300年的财富积累,早就已经富成了一头头“肥猪(朱)”。
如此一来,落入李自成农民军之手的福王,其结局可想而知!杀福王,不仅能够为饥寒交迫的老百姓长出一口恶气,还能夺得王府巨额的财富补充军饷,再把肥沃的庄田分发给穷苦大众,更是聚拢民心的一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