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赞普虽然在跟唐朝皇帝套近乎时不吝自谦为“外甥”，在现实政治中与唐朝针锋相对乃至兵戎相见倒也毫不手软。陈寅恪对此评价，“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计其终始，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剧者也”。另一位史学大家岑仲勉也认为，吐蕃“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原本被寄予绥靖边疆重任的公主和亲，自然因此无法实现初衷。这就是杜甫后来在诗作里所感叹的，“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
如此“杀伐虚悲公主亲”的结果，当然不是某位赞普穷兵黩武率性而为，而是吐蕃兴起后的势所必然。吐蕃王朝兴之西藏高原，这是一个具有很大封闭性的地理单元。其西南边是世界上最高大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西北是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北界是唐古拉山，东部则是藏东高原峡谷区——由横断山及其余脉高黎贡山、怒山、云岭、玉龙雪山及与其平行的大江如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组成——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向南北走向的高山幽谷。
古人说，“地利之于兵，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远行者必资于舟车也”。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吐蕃向域外的扩张受到很大的限制。比方说，从地图上看，吐蕃的政治中心拉萨距离南亚次大陆的恒河流域并不算远——直线距离不足600公里，比上海至武汉还近。何况吐蕃在宗教、文化上也与南亚有着密切联系。佛教源自印度自不待言，藏文字母也是从梵文改良而来。但即便如此，吐蕃两次出兵天竺（印度），打到恒河岸边后也只是树碑以纪武功后班师回朝。吐蕃对南亚地区所拥有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却并未导致它对该地区的控制，最直接的原因显然在于吐蕃人世代生活于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无法适应恒河平原炎热潮湿的热带季风气候环境。其实何止海拔200米的恒河平原，就连海拔较高的克什米尔对吐蕃人而言也是畏途。公元10世纪70年代，藏传佛教的大译师仁钦桑布率僧徒二十余人去克什米尔学习，结果这些人受不了当地炎热的气候，只有两人平安回到西藏。
相比之下，位于西藏高原东部、北部的草原、谷地则是另一种情况。甘青、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一带，无论是气候、海拔高度或自然生态环境都与西藏大体趋于一致。对吐蕃人而言，适应起来要比南亚的热带平原容易得多。而且，控制青藏高原边缘的这些半耕半牧区，一方面可为吐蕃提供劳力、粮食补给，另一方面可为吐蕃提供良好的冬季牧场，这对于吐蕃的发展，意义不言而喻。比如，公元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后占据了水草丰美的青海湖一带，就极大地提高了吐蕃的经济和兵员补给能力，唐人对此的记载是“军粮马匹，半出其中”。与天竺两相比较之下，这样的地理特点，自然就决定了吐蕃无法直接向西、向南发展，而只能把扩张的矛头转向东、北方向——与大唐帝国迎头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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