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毁誉参半的人物，看得见有人对他的喜欢，也要看见更多人的诋毁。范仲淹争议很少，而且喜欢他的人很多啊，举个例子就是，如果在两宋历史里说王安石是圣人，那一定会有人说范仲淹才是真圣人。而且如果单单比较两者形象的话，王安石名声大，是相当正常的，历朝历代近乎两极分化的评价，起伏跌宕的人生，极端到这种程度的，翻遍历史估计也就王安石这么一个了，像范公此类圣贤形象实际有很多，而王安石确实没代餐没替身，独一档的存在，这个档不分高低，讲的就是个独特。
另外，相比范公，王安石的身上悲剧色彩太浓了，浓得让人无法忽视，再加上他足够优秀足够努力，这是种极为独特的魅力，是真正的悲剧，好像鲁迅说的，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你看。正是因为王安石身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能量，所以他的悲剧是异常的动人，更何况他的失败，背后是两代人的悲剧，是北宋王朝的悲剧，也是后来革新思想被阉割的整个中国王朝的时代悲剧，这恐怕是一般能够理解的人都难以抗拒的一种情绪。
连我这样的人，向来不喜欢刻意称颂失败或者怀才不遇或者生不逢时的人物，都不得不叹息王安石一生的道阻且长，如履薄冰。两极分化的评价往往都会带来情绪化，主观化，反作用力度太大了，所以在近七百年里史书的诋毁之下，带来的是另一极的褒奖，更何况，王安石就是值得。
在明知结果的情况下这么做，我认为才是淡泊名利的最高境界，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毁灭，其背后的勇气凛然逼人，堪当那一句“勇者无畏”了，这种完完全全舍己的精神。王安石明明有封赏和食禄却在死后捐献遗产至寺庙，这种在古代完全不近人情，罔顾宗族亲戚的行为，相较而言，更让我觉得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确实很“无情”，但就是“恰是无情更动人”。
王安石的那些缺点或者说是个性（不是稗官野史胡诌的那种），反而让他在一千多年后还能通过文字透出些有趣来。新党和新法诚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别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导致了最终的结果，但是越深入了解，反而越会感到复杂无力与惋惜，而不是简单的立场好坏个人能力决定成败。
无论是生产力条件还是在社会形态的发展上，王安石的理论都在他那个时代有太高的超前性。“务要人施行”是现实问题，但是指导思想的先进性赋予了新法活力，也制约了它在不适宜的社会环境中的作用。王安石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其方针是先用官资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这是现代国家理财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从技术的角度看，新法仍是传统的办法，商业组织缺乏农村内最低阶层的支持无法实现突破。
深入了解王安石的话，就可以显然知道，他早就窥探到后世人的评说会是怎么样的，从他的历史史学观就知道了，他对史学抱有极大的消极情绪，可以参考《读史》，他在凝视史书背后深渊，却依然选择敢为天下先，纵然跃身跳入深渊。让我想到辛弃疾写“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王安石可以说是，一心家国天下事，不顾生前身后名了，他在熙宁前积累了三十年的好名声（虽然他是一点不在乎这个吧）以及身后的名誉，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