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笔-（九）杨广（三）
咱们用了两节的篇幅，讨论了杨广弑父一案的真伪。当然，再怎么讨论，也改变不了他必然继位的事实。那么，在继位以后，杨广又做了些什么事，以至于为后人诟病至今呢？
后人批判杨广最多的一个词，莫过于“暴君”。那么，杨广到底做了些什么残暴的事情呢？
很遗憾，即使是对杨广不友好的史书，在记叙其私德方面，也没拿出他干过什么有如六朝时期的暴君，如刘宋各位废帝、南齐郁林王等的暴行。对其最不友好的，也无非就是说他喜欢声色，以及对太子杨昭的寡恩（杨昭死讯传来，“帝哭之，数声而止，寻奏声伎，无异平日”）而已。
相反，杨广继位后不久，就接连颁布诏书，备陈自己的爱民之意：
仁寿四年十一月：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大业元年正月：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
除了说这些漂亮话以外，杨广还有真福利。大业二年，他在巡游江都时宣布，普免天下钱粮。
从这些点来看，你会发现杨广这个皇帝干得还不错。那就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说杨广是暴君呢？
这牵涉到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暴君”，特别是儒家嘴里的暴君，并不一定是残暴之君，而是在两件事上出格：
1.是否能听得进大臣的意见；
2.对民力的调用是否得当。
一般来说，被扣“暴君”帽子的，都是既听不进群臣的建言，也把国家搞得民穷财尽。而杨广，就很符合这个定义。
先说纳谏这方面，杨广确实做得不咋的。翻开一本《隋书》，会发现杨广执政时期的名臣屈指可数，而且大部分也都是所谓“佞臣”。
比如一个叫虞世基的，是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虞世南的哥哥，就被后人视作佞臣。然而此人本来是曾向杨广多次进谏的，却被杨广直接无视。无奈之下，虞世基才变成了一个只把好听话捡来说给杨广听的小人。
但是，没有名臣、不善纳谏，并非不能成为明君。比如乾隆朝，最著名的大臣就是个大贪官，却不妨碍他成为中国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也还算担得起一个“明君”的名号。
看来，真正毁掉杨广名声乃至隋朝的问题，还是在于他过度征用民力上。
{!--PGC_COLUMN--}有关杨广耗尽民力的大事，基本就这么几件——修建二都（东京洛阳、江都扬州）、开挖运河、修筑长城和远征高丽。
修长城和征高丽，属于对外的事务，咱们留着下回再说；今天主要聊聊，修二都和挖运河的事儿。
隋朝的首都本来是大兴城，也就是长安。但是彼时的关中的土地已经贫瘠，无法供应一座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因此，每当年景不好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不得不去关东“就食”——也就是讨饭。
而杨广继位后不到三个月，就亲自临幸了洛阳。在抵达洛阳后的第二天，他就下达了他在位期间的第一道动员令：
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而这，正是隋炀帝大规模土木水利工程的第一步。
五个月后，杨广下令，在洛阳营建东京。而在其营建诏书中，他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的确，对于一个东达辽东、南达交趾的庞大帝国来说，此时的长安确实是有些闭塞了。相比来说，通过洛水与黄河相连的洛阳不仅是与长安同等地位的古都，其交通也更加便利。因此，东都的营建也是有理可讲的。
之前说过，杨广曾严令有司，在营建宫阙时务从节俭；因此，洛阳的修建没有对民力造成太大的损耗。但是，为了把洛阳打造成天下通衢，同时进行的大运河开挖工程，就没这么温和了：
（大业二年二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在疏通邗沟时，杨广用的还基本都是男丁；而到了通济渠和永济渠时，就不得不把女子也拉上来一起挖土了。试问，当河南、河北的男女老少一起来工地干活时，谁又来从事生产呢？
这个问题，杨广不知道考虑过没有；即使考虑过，他应该也没当回事，因为对他来说，修大运河和迁都，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沟通南北。
前面说过，隋军在开进建康以后，对民众基本是秋毫无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毁掉了建康三百年来的所有宫城，并更其名为“蒋州”。金陵，也就失去了其一线城市的地位。
这道命令，是杨坚下的；杨广虽然执行了，但未必乐意。在称帝后，他频繁地下江南，也许就有这个因素；而将广陵改为江都，并且给予了它相同于首都的政治地位，也在表明一点——杨广对江南有特殊的重视。
也实在没有办法不重视，因为对于刚刚统一十几年的隋朝来说，江南就是半壁江山，其离心力依然很大。在杨坚当政的时候，江南就爆发过大大小小数起叛乱，形势依旧严峻。
南北之间已经割裂了三百年，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成见之深，绝不是隋文帝一朝就可以敉平的。而作为隋朝高层第一个见识过江南的人，杨广自然深知江南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因此，如何安抚、笼络乃至控制江南，是杨广心里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从这个逻辑来看，杨广的这两件大事，就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角度：
修建东都和江都，不仅是为了满足杨广自己的旅游欲（不可否认也有），更是为了将帝国中心转移到一个交通便利之处，打通天下的交通大动脉；同时，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以避免南北再次分裂。
甚至连重用前面说过的虞世基，也能从其中找到一条理由——虞世基出身江东大族，也是南陈旧臣，不仅在隋朝中央没有根基，还能代表江南的利益，用他来平衡权力再合适不过。
讲隋朝的时候，我反复强调，必须要结合南北朝的背景来看待问题。只有从一个长期分裂而刚刚恢复统一的帝国视角来分析，才能体会当时决策者的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政策背后的苦心孤诣。
聊完了国内的一揽子事，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当时整个的东亚格局。作为东亚大陆上出现的又一个统一帝国的新话事人，杨广又会如何处理当时的国际关系呢？
咱们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