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相对粗放的经营；另一方面，是不断扎紧的“进口”口袋。2011年后，中国再未从境外引进过猴子种源，但实验常用的食蟹猴原产地在东南亚，这就导致中国近几年的实验猴出现高龄化，高龄化又降低了生育率。同时，不能境外引种导致了国内实验猴种群的基因单一性，进而导致整体种群退化。“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猴价上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多年以来各种弊病累积的结果。”
监视器里，一只似乎被麻醉的猴子被拎起来带进实验室，它看起来跟普通猴子无异，但价格堪比中国北上广深市中心每平米的房价。
23万元人民币，这是一只实验猴被炒到最高时的售价；8000元人民币，这是饲养一只实验猴三年大约的成本。实验猴主要是指用作医学实验，或社会实验的猴子。它们的特点是：数量繁多，自然界中没有灭绝风险、易于驯化和养殖难度小。由于实验猴需要在各方面达到较高条件，所以必须是人工养殖，野生猴需要通过人工干预，繁殖两代后才能被作为实验猴。
临床前研究往往需要多种实验动物研究相互验证，一般采用一种啮齿类动物和一种非啮齿类动物（包括狗、兔、小型猪和猴）来完成候选药物的疗效、代谢和毒理等动物体内的评价实验。而实验猴是交叉反应最高、实验效果相对更准确的非啮齿类实验动物。2019年一项针对39个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实验动物中产生交叉反应的报道显示：食蟹猴的交叉反应为82%，绒猴为67%，兔子17%，狗11%，小鼠7%，大鼠为0。此外，食蟹猴体重较小（雄性体重5~7kg、雌性体重3~4kg）、更易操作，因此，食蟹猴是临床前研究中应用最广的实验猴种类，食蟹猴主要产于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喜欢栖息在热带雨林等热带区域，也因此，中国的猴场主要分布在气候偏温热的东南沿海。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2023年4月公布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食蟹猴采购项目中标公告》，该批食蟹猴的预算采购价为2240万元。最终，120只食蟹猴的中标价格为2040万元人民币，食蟹猴单价为17万元/只。此前，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2022年公布的结果，两次采购食蟹猴的价格分别为18.4万元/只和19.4万元/只。而在2020年的项目公示中，采购40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1200万元，即每只3万元。
2023年4月公布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食蟹猴采购项目中标公告》中食蟹猴单价。图片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猴价大涨背后的“因”
似乎很难梳理出一条简单直观的实验猴涨价因果链。
海南宇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灵生物”）总经理金海荣之前一直在日本从事CRO行业（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主要指通过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提供专业化外包服务的组织或机构），有多年的CRO、动物实验技术、实验动物繁育相关管理和实操经验。他还记得约10年前，在国内购买一只实验猴售价仅为1万元人民币左右。自从新冠大流行以来，国内实验猴价格一路上涨，有记录显示，2022年，当时一只实验猴最高被卖到23万元。金海荣认为，这主要因为疫情暴发后，科研和药物研究需求量增大、产业上下游供需关系失衡，市场缺口较大。
但除了供需关系变化，似乎还有更多原因。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一只实验猴一年的饲养成本在2000-3000元左右，而一只实验猴至少需要饲养3年以上才能出售，因此一只实验猴从饲养到出售的成本约为8000元左右。据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龙化成”）实验动物管理部总监刘伟介绍，长期饲养的实验猴大多属于一次性实验室耗材。比如在检测药物的毒理试验中，需要将猴子的器官切片进行研究，同时，食蟹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繁殖需要按规定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和《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经营许可证》。
这还不包括引种费用，所谓“引种”，就是把外地或国外的新猴种引入当地，与当地猴群交配，以保持猴群的高质量发展。上海浦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红比喻道：“就好像人类一直近亲结婚会加大子代患病的概率一样。”而引种则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张红介绍：“国家对相关行业的管理较为严格，指定检疫场管理猴动物进口，检疫时间在3-4个月，由海关派驻现场、全过程监督。在行政审批方面，进口动物必须先前置审批，并且需要考虑动物来源地及疫情等因素。在时间成本上，养殖场在引进种猴繁殖两代之后，其后代才能作为实验猴使用，因为从东南亚引进的野生猴身上可能存在细菌、病毒，要不断通过人工干预弱化野生猴的野性，增强其可实验性，这个时间需9年左右。”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有的人因此选择铤而走险，从东南亚走私猴子，早些年，部分猴场老板更重视边境贸易，不重视猴场管理，为实验猴的质量埋下“隐患”。此外，这也跟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医药产业起步较晚， 且实验猴养殖属于基础产业，加之早年存在饲养不科学、缺乏上层管理等现象。
一方面，是相对粗放的经营；另一方面，是不断扎紧的“进口”口袋。
2020年1月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以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更早些的201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了《关于下达2011-2012年度实验用猴经营利用限额有关事项的通知》，表示：“暂停从境外引进食蟹猴种源。各养殖单位需要调剂食蟹猴种源的，可从国内繁育单位引种解决。”
2018年8月19日，北京，8月23日，中国科学院发布消息称，该院动物研究所和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联合攻关，首次实现被认为是经典“长寿蛋白”的SIRT6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的全身敲除，获得世界上首例特定长寿基因敲除的食蟹猴模型，并进一步研究揭示出灵长类动物发育和寿命调控的关键通路。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自此，中国再未从境外引进过猴子种源，但实验常用的食蟹猴原产地在东南亚，金海荣表示，这就导致中国近几年的实验猴存在着高龄化问题，而高龄化又降低了生育率。同时，不能境外引种导致了国内实验猴种群的基因单一性，进而导致整体种群退化。
由此，为了生存的CRO企业，开始通过参股、收购、签订长期协议等方式争夺猴资源。2020年，医药界头部CRO企业药明康德收购广东春盛猴场，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存栏量最大的企业之一；2021年，康龙化成分别以1.1亿元人民币和2.06亿元人民币，接连收购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安凯毅博（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康瑞泰（湛江）生物）100%股权。其中，肇庆创药有18年实验动物饲养历史，经营驯养、繁殖猕猴和食蟹猴；2022年4月，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核心资产为实验猴的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总额超18亿元人民币。
大型CRO企业收购头部猴场，锁定大批的优质实验猴，导致目前还在市面流通的实验猴质量有所降低。同时，还有超卖问题。金海荣介绍，很多猴场和企业为了争取更多利润，都在抓紧卖猴，他举例：比如根据某企业的猴子生产量，一年只适合售卖1000只猴子，但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很多猴养殖企业近几年会扩大约50%的销售比例，还会出售用来引种的种猴。
某中小型CRO企业负责人表示，虽然从整体数量上来看，CRO企业收购的猴场不是很多，但从数量和质量来看，各地方大型猴场以及相对优质的种源基本都被各CRO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大多不进行对外销售，这就使得目前在市场流通的猴子质量不是很好，同时很多中小型CRO或者“入局”较晚的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难以得到实验猴供应上的保障。
某业内人士向澎湃科技表示：“大家都在说囤猴，但真正健康年轻，具有较好繁殖能力的实验猴有多少呢？”缺猴引发竞争，过度竞争又导致缺猴。但资本的介入并不只带来“强者恒强”的局面，还带来了资金、规范的养殖方法和高端的人才。
“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猴价上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多年以来各种弊病累积的结果。”金海荣说道。
猴子成了战略资源？
既然如此，能否不用猴子，用其他动物做实验？
张红表示，随着后基因时代生物医药的发展，各类主要治疗技术，如抗体、小分子核酸（一类低分子量的化合物，通常具有比传统的核酸杂交工具更好的渗透性、稳定性和选择性。）等，都需要类似人的实验系统。特别是创新药和创新的药物靶标的开发，非人灵长类动物疾病模型已成为刚需。
因为与小鼠等其他动物模型相比，猴疾病模型更接近人类的生理和病理特征，其对药物的反应和副作用更加贴近人类情况。此外，猴疾病模型的临床终点、临床检验、标志物等都与人临床一致，因此产生的数据可靠性更高，可以为药物的临床开发提供更准确的预测和临床试验设计参考，提高临床开发的成功率。
据张红介绍，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另一角度来看，猴模型实验的阶段结果可以成为临床疗效试验的基石，增强药企对后续临床试验的信心，更积极推动药物进入后期临床试验。另一方面，新药研发离不开资金接力，猴模型实验阶段的数据结果可以为“新药技术产品”的交易提供最接近真实情况的评估，有助于形成开发为研发买单的良性持续发展，为创新板、科创板等投资提供有预测参考“科技价值”的评估。
此前，中国是实验猴出口大国。张红介绍，中国从东南亚进口野生猴，通过培育养成实验猴，再将其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市场几乎占了世界实验猴市场的60%。因此，中国市场波动也引发了世界市场震动。有业内人士表示，据说最近在美国市场，实验猴一度被炒到6万美元一只。
为了不在“原材料”这一环节被“卡脖子”，很多国家逐渐开始直接从东南亚进口野生猴。据金海荣观察，以前去东南亚等国的人主要是中国人，现在韩国人、日本人等等，都在争取猴资源，相对应的，柬埔寨、越南等国也明显加强了出口实验猴管理。
金海荣表示，东南亚等国对猴场牌照的发放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只有符合条件的机构才能开设猴场。此外，相关政府部门也开始采取行动，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制本国猴场种群的无序增长，目的是加强本国产业整体竞争力。“大家都意识到猴子正在变成稀缺资源，目前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都已经进入快车道发展，以大分子药物和新的制药技术如基因疗法正在蓬勃发展，需要用和人类更接近的物种——猴，进行药物安全性、药效等评估。因此，大家都加强了对猴资源的抢夺。”
2020年1月5日，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递交了一则《2020年实验猴普查请示》，递交对象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司，文中写道：“1.截至2018年底时，实验用食蟹猴的存栏量为211171只（2018年销量为34714只）；实验用猕猴总存栏量为28806只（2018年销量为2640只）。已经达到了稳定的规模化养殖种群。2.行业间的不稳定因素和问题愈发突出，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中间商的恶性压价、个别养殖企业上报虚假数据等。”
一年后，2021年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统计显示，全国食蟹猴和恒河猴存栏24万余只，年生产量只有3万只左右，而内需已高达4万只。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秘书长张玉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除幼猴、种猴外，目前全国实际商品猴存栏约10万只，如果再去除被海外预订、包销的，年龄太小的或“更年期”猴，国内存量仅有约3万只。
一个国家一年的猴子数量要达到多少才能满足市场正常运转？金海荣称：“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单纯看实验猴数量没有意义，要看质量。如果就数量层面来看，首先，大概估计，我们国内每年使用的猴子数量约为3万只，而美国则需要7万只。加起来总共是10万只，但市场需求正在上升，如果要满足我国一年5万只实验猴的需求量，按照35%-40%的生育率来计算，我们至少需要15-20万只种猴，而且是健康的种猴。”
此前，中国市场几乎占了世界实验猴市场的60%。
企业和政府承担的角色
禁止从境外引种，国内能自行配种解决问题吗？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2020年发布2019年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国家实验动物资源库）工作进展时表示，截至2010年，共建立了8个国家级实验动物资源中心，主要职责是引进、收集和保存实验动物品种品系，研究实验动物保种新技术，培育实验动物新品种品系，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标准的实验动物种子。
但种子中心只能解决“有无”，不能解决“多少”。刘伟举例，一个项目可能需要消耗100-200只小鼠，但种子中心一次只能提供三对小鼠，“当然他们也有难处，因为实验动物不是短期内易耗品，也许一年才卖一次种，但如果要满足这一次交易，可能需要保几千只（小鼠）种，所以很难取得平衡。”
且实验猴兼具“实验属性”和“动物属性”，这就决定相关管理部门不止有一个。
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由海关总署等部门管理进出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实验动物的繁育、销售和运输，农业农村部负责动物接收备案和监管，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发放实验动物设施和使用许可。
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针对进出口保护动物及样本审核，发放国际贸易许可证。非人灵长类动物药理药效学试验，还需进一步使用人药、临床器械及仪器设备等，因此还涉及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的管理。
2011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关于成立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及变更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名称的通知》，宣布成立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办公室，内设于上海市科委条件财务处，承担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职责，日常工作依托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同时，原“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市实验动物指导协调委员会”，保留“上海市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非常设机构，将其更名为“上海市实验动物指导协调委员会”，指导和协调本市实验动物管理、突发实验动物应急事件处置等工作。
各个部门职权范围和职责大小都各不相同，这与法律法规有关。野生动物相关事宜由《林业法》管理，进出口贸易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管理，但实验动物管理没有相关法律，只有《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这也决定了相关部门无法发挥更大职权。
且不同部门管理标准也不同，比如，在运输方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定，养殖业中的动物只能在送达后选择宰杀或不宰杀，不能随意挪动，但实验动物又需要在医院、企业等不同地点反复运输。因此，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牵涉到多个相关部门的审批和协调，不仅效率低下，且要满足不同的管理条例往往会产生各种矛盾。
在这个产业里，企业和政府部门应该分别承担什么角色？
金海荣认为，总体来看，这个产业属于生物医药产业链里较为基础的环节，国家可以作为上层建筑给予政策支持，具体执行由产业界和企业来做。因为如果让国家部门，比如科学院系统进入到具体的养殖工作，这跟他们的职能不符，毕竟从性质、专业度等层面来看，猴子的科研利用和猴子的养殖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企业在此方面更有系统性的规划、更加丰富的实操经验。
张红建议，要开拓创新生物医药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就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优化相关法规和政策，由一个主导性部门牵头，制定实验猴相关规则，提高跨部门审批的合理性和效率。
刘伟认为，政府部门可以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其他就放权让企业发展，“就跟绩效考核一样，你提出你的诉求，我负责合理合法地满足。”
在他看来，政策支持是重点。“民间资本是有投资实力的，但囿于缺乏政策支持，有劲无处使。比如，引种涉及到跨国运输，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要协调两国海关相关手续，并考虑合理的运输方式，如果选择空运，还需要与航空公司协调。”
即使打通了这些关卡，当回到当地的养殖业时，仍需要面临一系列挑战。农业用地需要再次批准，而目前正在推行退耕还林政策，林地数量有限，并且根据相关检疫法，猴场还有距离等特定的场地限制，找到合适的林地较为困难，“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帮助解决，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中，民间资本才能使劲发力。这需要简化审批流程，减少行政许可，给企业‘松绑’，市场问题让市场去解决。”刘伟说道。
张红表示，可以由国家规划有序扩大实验猴养殖规模，同时，在南部、西南部气候适宜的地方进行实验猴繁育，合理引种配种，“说不定还能扶贫”。
刘伟不建议国家介入扩大猴场养殖，“就好像最初大家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提出‘填湖造田’，但后来证明不能粗暴地缺什么补什么，现在缺猴就大办猴场，首先会扰乱市场秩序，其次猴场质量也难以得到保障。产业需要一个恢复和调整的过程。”
产业发展各有建言，但对猴价走势大家看法相同：会降，但不会降到最初的价格。有人表示，可能会维持在5万元左右。实验猴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据悉，在新冠大流行前，全球每年消耗的实验猴数量在8万只上下，其中美国约占一半。
未来，“相较全球每年近2亿只小鼠用于生物医药的临床前研发以及数千万人参与各类临床试验，10万只实验猴动物的应用还是非常局限的，其作为一种高端研究的战略资源，可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和纵深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张红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