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经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达至鼎盛。安史之乱发生后，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1.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 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2.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3.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二、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1. 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2.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3. 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 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4. 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5. 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 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6. 西域得失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 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 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 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 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 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 。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 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 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 ，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
其实就历代中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 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7. 佛教复兴
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施行道举，兴建皇家道观楼观。安史之乱后佛教复兴，李亨、李适、李纯、李漼和李儇改变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见。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但是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大幅削弱了佛教势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