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史之乱以后的二百多年中，中原大地经历了从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政权更替频繁，原先隋唐大一统帝国的格局被完全的摧毁，全国各地陷于一片混乱。
直至赵匡胤建宋，任用良臣，先南后北而初步完成统一大业。在稳定国势之后，北宋王朝吸取五代教训，认为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体系来应对五代时政权更替频繁的现实问题。
因赵匡胤本人即是通过“以下克上”建立政权，故其对于手下将领与地方官员是非常的不放心的。故其在位期间，不遗余力的强化中央集权，本心也即是希望宋代不要如前代一般二世、三世而亡。
为严防他人危害专制主义统治，制定了相当严密的措施，以应对各类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且在赵匡胤的设计下，开启了两宋三百余年的政治旋律，即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势力，权归中央，重文轻武。
1.集中军权，强干弱枝
唐末五代的王朝更替，显示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掌握军队便有能力执掌政权”。因此，北宋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设法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兵权。
北宋成立初期，太祖赵匡胤与宰相赵普等开始针对收回兵权一事，展开了计划。
同时赵匡胤因自己凭借“点检为天子”的谶语而登上帝位，故其对于殿前点检一职心有余悸便将其取消，新设马、步、殿前三个都指挥使来管理禁军日常事宜。
并安排资历、名望不高的人物担任次级军官，且不时对各将领进行轮换调防，其主要设计是为达成 “兵将分离，互不相识”，借以防范将领专兵，以及士兵光知军令而不听朝命的情况。
宋朝兵制分为禁兵、厢兵等。禁兵是一支由北宋政府直接领导的军队，是维持宋政权最要紧力量，同时也是皇帝的亲兵，主要任务是保卫汴京，安定地方。为了加强禁兵力量，宋朝政府特别从军民中选拔强 壮的充当。禁兵的训练较严，同时也是待遇最优的，占全国军队的比例也最大。
而厢兵则是各地诸州镇兵，日常并无太多训练，战斗力不强。此外，还有从边疆上收服的部落兵，实际上也是边塞的乡兵，长期驻守边塞要地。
通过以上对军队制度的调整，宋初顺利达成“内重外轻，内外相制”的最终目的，对于减少地方不稳定因素，强化中央控制，有重大的意义。
（1）中央
北宋建立初期，便致力于将中央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首先的做法便是改革前代的三省六部，而为新设的“二府三司”，并同时给主要官员皆设副职，进一步分化官员手中的权力。
“二府三司”即宰相、枢密院与三司。枢密院、三司使的权柄是和宰相不相上下的。
通过设计“二府三司”这套各官员互相牵制的模式，而有效避免了官员专权，以下克上的情况出现。
同时，北宋为了强化对官员的监控，提升了谏议大夫等官员的地位，并且真宗时期又增设谏院，使得其权势与宰相并立。并可以随时向皇帝举报在朝官员的行为，并且不需要证据。即使所奏信息为虚亦无惩罚措施。
为了根治唐五代以来地方势力做大的历史问题，北宋煞费苦心的设计了地方官员轮岗制度。要求所有地方官任期为三年，三年一到便需换岗。同时为地方知州设置“通判”。
通判名义上是知州郡的副手，并且拥有极大的实权，知州郡的命令需要通判的副署方能有效。同时，通判有权向皇帝打小报告，使得知州和通判天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而皇帝坐享其成，从而避免危害中央集权的统治。
通过宋太祖君臣一番细致的谋划，中央的相权进一步受到削弱，权责更加细化，拥有宰相之号的人员却愈发增多。同时宋代采用“职”、“官”分离的模式，使得群臣对于自身官位的实际职能难以明确，从而达成削减各级官僚权力的目的。在北宋的官场中有这几类称谓：“官”、“职”和“差遣”。
通过这类“官、职分立”、“名、实不一”的策略，北宋的官僚必须要根据皇帝的安排来决定做什么职务。而各地州县的守令也往往由皇帝来指派人员前往。如此这般的设计，使得官员无力也无法在各地长久任职，从而避免可能兴起的地方势力，由此稳固北宋政府的中央集权统治。
3.集中财权，利归中央
从唐玄宗天宝以来，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各地租税皆被藩镇克扣，使得中央的财源大大流失，而这一情况在五代时期更为加剧。
同时为了保证各路财赋顺利到京，亦专置“转运使”来管理押运财赋。从唐天宝年间以来，藩镇屯兵自养，擅自使用地方财赋以壮大自己力量的现实难题，自此以后便被根除，地方不在主掌财权，而在面对中央之时更加的无力。
同时，为了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宋初统一铸造“宋通元宝”，将各地藩镇私自铸造的小钱尽数废弃。
科举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为皇帝，从各个阶层更好的选拔人才，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也正是因为如此，“黄袍加身”夺权篡位的赵匡胤，在重文轻武的作用下，更加看重科举对国家稳定的意义，他曾在殿试时说过：“以前登科的多是名家势族，对于寒门子弟并不公平。
现在由皇帝亲自殿试各位，是否能登科全靠自己能力，由此来改变以往的弊政。”
不仅如此，为了将人才纳为己有，宋朝皇帝，将所有应试举人全都号称为“天子门生”，以此将国家的英才、国家用人权收归己有。
《宋史》的编篡者脱脱，曾对赵匡胤作过这样的评价：“五代慌乱，宋太祖兴自军旅而位登九五。建隆以来，有效剥夺藩镇兵权。在位虽只有十七年，却为后世定下了三百年的基业。”
站在封建学者的角度上，对赵匡胤结束五代乱局，强化中央集权进行歌颂，是非常正常的。
可是直至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过高地估计了赵匡胤的统治政策，说他的种种措施，起了拨乱反正、长治久安的作用，认为他的功绩历来为我国史家所公认，颂扬之声，史不绝书，甚至可与汉唐并列；至于后来的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是他的后继者思想僵化、因循苟且的结果，并不是宋太祖的问题。
赵匡胤确实为宋代的繁荣奠定了基业，但同时也要看到北宋初年强化中央集权而带来的隐患。也可以说，赵匡胤一手为后代的“积弱”种下了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