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对被当猪养了二百多年，一直养尊处优的大明藩王而言，是一场泼天大难。一次为节省开支、精简机构而进行的驿站改革之后，一位失业的驿卒在陕北振臂高呼，引发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李自成部纵横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张献忠部转战长江流域，旌旗所指，各地藩王或仓皇远遁，或沦为阶下囚，或化作刀下亡魂。
不过纵观明朝历史，他们并不是第一批直面农民起义军兵锋的藩王。早在百余年前的正德年间，封藩山东兖州府的鲁王朱阳铸，封藩河南汝宁府崇王朱厚耀等，就曾与农民起义军有过亲密接触。
那么作为第一批直面农民起义军兵锋的藩王，崇王朱厚耀在位期间有何表现呢？
直面农民起义军兵锋的藩王
朱厚耀，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为崇靖王朱祐樒（音mi）的嫡长子，生母崇靖王妃李氏。受封崇世子的时间不详，估计为正德六年（1511年）前后。
其父崇靖王朱祐樒，袭封于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薨逝于正德六年九月，在位仅仅4年，享年仅30岁，在位时间及寿数都不长。父王去世时，朱厚耀年仅11岁不说，还处于时刻都性命之忧的状况下——刘六刘七起义军围城。
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最为重要的畜牧资源之一，它在社会生产、驿传交通、军事战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以有“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及于马”之说。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马政，也即马匹的管理制度，包括马匹采办、牧养、训练、使用等。
明朝与北元相始终，从开国起就面临着蒙古铁骑的威胁。在那个年代，对付骑兵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是同样组建骑兵部队。故明太祖朱元璋很重视马政，针对草场不足的现状，建立官牧和民牧两条腿走路的马政系统。所谓官牧，指设立御马监、两京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机构，在适合大规模牧养战马的地方建立马场。民牧则指让百姓领养马匹进行分散饲养，以维持马匹的生息，为提高百姓领养马匹的积极性，还出台包括抵税、抵劳役等政策进行扶植。
明初，这一套马政对明军屡屡远征漠北起到了积极作用。可自宣德朝起，随着政局日益腐败，马政事务也日益废弛，牧马机构遭裁撤，马场被勋贵、宗室及地方豪族所侵占。比如陕西，这个明朝最为重要的战马来源地，在明初分布着众多的官牧机构及牧场。可成化年间，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时奏称“诸监草场，原额十三万三千七百余顷，存者已不及半”。也正因此陕西的官牧机构旗下存栏的马匹数量，从明初常年能保持在数万匹之上，跌到弘治年间仅余2250匹的地步。
官牧如此，分散百姓家中的民牧，自然更加不堪。正统以后，民牧成了勋贵豪强、贪官污吏敛财的工具。在各方面的盘剥下承担民牧的百姓不得不“卖田产、鬻男女，以充其数，苦不可言”，以至于时人有“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之说。
天子脚下的北直隶，是民牧的重灾区。被官吏豪强逼得走投无路的百姓，翻身上马干起了打家劫舍勾当，时称“河北响马”。正德四年（1509年），为稳定地方，朝廷增派监察御史驻守天津、真定等地，“专理捕盗”。
刘宠与刘晨兄弟，因排行人称刘六、刘七，为人任侠好义，骁勇善骑射，在响马之中颇有名望。正德五年十月，二人在救出被捕的同伙齐彦名之后，在霸州领数十骑起义，贫苦农民纷起响应，迅速发展为万余人。活动于山东的杨虎率部与刘六合兵一处，让义军更加壮大。
刘六刘七起义前后持续三年，转战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南直隶等地，三次杀到北京外围，最终在南直隶通州东南的狼山一代被明军剿灭，对明朝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事后，朝廷吸取教训进行政治革新，并下令减免充当主战场的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税粮，宣布“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
当然，响马出身的刘六、刘七，本质上就是地痞流氓头目，整个起义军也属于流寇，对地方同样造成了重大冲击。“流里流气”这个形容地痞流氓的成语，就源自于刘六、刘七二人。
崇藩所在的汝宁府，属于朝廷与义军主战区域，义军多次攻入汝宁府境内，“攻城破郡，刲屠焚掠，惨不忍言”（《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汝宁府修城记》）。
如此形势之下，崇靖王朱祐樒这位刚去世的先王，自然无法出殡，送往确山县的蟠龙山崇王家族墓地入土为安。
正德七年（1512年）前后，义军赵燧率部再次进入汝宁府境内，在接连攻克上蔡、西平等县后，追着逃亡的百姓，掩杀至汝宁府城。一时间，城中人心惶惶，乱作一团。关键时刻时任汝宁知府、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毕昭亲冒矢石，率领军民登城抵抗。朱祐樒的生母、简王妃李氏也以崇世子朱厚耀的名义，开府库发银一千五百两助军。
在知府及王府的共同努力下，汝宁军心、民心得以稳定。眼见无法破城赵燧所部只得退去。汝宁府城因此躲过一劫。
崇王日常
崇藩在战乱中的表现得到了朝廷的充分肯定。正德七年闰五月，负责围剿义军的保定巡抚彭泽上疏朝廷，称崇藩先王去世后至今未曾入葬，世子年幼，王府正处于艰难之时，应当将其所捐银两返还。明武宗不仅退还了助军的银两，还降敕给予嘉奖。
“戊戌，汝宁之被围也，崇简王妃李氏以世子命，发银千五百两助军。至是，都御史彭泽言：王薨未葬，世子幼冲，请以银还给之。诏可。仍写敕奖谕。”（《明武宗实录》）
当年十月，在崇世子朱厚耀的奏请下，朝廷赐予养赡禄米岁一千石。
正德九年（1514年）五月，明武宗传制册封崇世子朱厚耀为崇王，持节前往汝宁府进行册封的正副使，为永寿伯朱德和刑部署郎中主事马文。
朱厚燿在位期间，老老实实地在藩地当宅男，几乎不惹事生非，崇藩宗室也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没人跳出来找不自在。因此他在位虽然日久，可史籍中少有关于他的记载。见诸《明实录》的大致有以下几件事。
1、变更岁禄配比
崇藩的岁禄为一万石，内含一千石粳米和九千石粟米（当指稻米以外的粮食）。河南地处南北交界地带，本身就出产稻米。是以弘治初年河南巡抚钱钺与时任崇王朱见泽商议，减少粟米的配额，改之以当地出产的红粳米代替，额度为四千石。这本是一件合则两利之事，崇王府自无不可之理。
不成想钱钺在河南巡抚任上只待了三个月，就因遭科道官弹劾而左迁南京光禄寺卿，没来得及将此事上奏朝廷。崇藩变更岁禄配比之事就此搁浅。
正德三年（1508年），新袭爵崇靖王朱祐樒翻出此事，结果却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钱钺案。已经作古的前河南巡抚钱钺，被剥夺致仕之后的各种待遇，追削为民。钱家惨遭抄家，子女被分散流放西北各地“遇赦不赦”。钱钺之后的历任河南巡抚，及府州县官，被治以知情不报之罪，按照在任时间长短，“罚米有差”。王府承奉唐名，长史雷颙等人被罚赎罪米各千石。
当然这桩案子本是在大太监刘瑾的操弄下才大爆。因此刘瑾倒台后事情有所回转，钱家众人被赦免。崇藩变更岁禄配比之事，在朱厚燿这个第三代崇王的奏请下得以通过，不过比例由原来的四千石变为了二千石。
“（正德九年九月）丙子，崇王奏称：岁禄米万石，粳米仅十之一，乞量加以足用。诏：于粟米九千石内，改支粳米二千石。”（《明武宗实录》）
2、王亲纵马伤人案
古装戏中，皇亲国戚或家臣走狗仗势欺人、欺压百姓，激起民愤，然后主角或主角身边人挺身而出对其啪啪啪打脸，是常用的桥段。崇藩宗室还算安分，没给自家抹黑，可架不住外戚跳出来作死，送脸给朝廷打。
崇藩有位叫李亲激（或李激）的外戚，可能是朱厚燿祖母李氏或生母李氏的娘家人，也可能是他某位李姓小妾的家人。他仗着背靠崇王妃这颗大树，在汝宁城中横行无忌。
正德十二年（1516年）的某日，李亲激乘骑外出，结果有百姓不肯避让。平常骄横惯了的李大爷，哪咽得下这口气，领着一帮狗腿子“噼里啪啦”地就把人家一顿揍。未了，还把人家的钱财也给抢了。
正统以后，随着宗室地位的下降，地方官强横起来连堂堂亲王都敢给脸色看，所以一介小小王亲算老几。一封奏疏过后，朝廷派出由刑部郎中和锦衣卫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汝宁府调查此事。李亲激犯的案子性质虽然恶劣，好在还没闹出人命，故被判处徒刑，流放边境戍边。
“（十一月）丁丑……崇府李亲激尝乘骑出，忿乡人不避已，遂率众敺之，并夺其财物。事闻，命刑部郎中、锦衣卫验治。谪戍边卫。”（《明武宗实录》）
3、收买役使女子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明代藩王府中必然仆役成群，王府可以随意处置、增添仆役。可事实上与对庄田田租的处置权一样，明代王府并没有随意处置、增添仆役权力。王府内侍及宫女都有一定规制，相关人员的处置及增添大权掌握在朝廷手中，王府需要经过奏报才能进行下一步动作。秦愍王朱樉这位将自己活成了令所有人憎恶的大明第一亲王，老朱给他钦定的罪名之中，就有私自派人前往杭州寻买美人入宫一条。
是以《明实录》中，时常有宗王奏请自行增添内侍、宫女的条目显现。
嘉靖五年（1526年）三月，崇王朱厚燿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崇王府自行收买役使女子。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奏请的人数有点多，要求寻买20人。结果明世宗还是给予了准许。
“壬辰，崇王厚燿奏：乞容收买女子二十人给役。许之。”（《明武宗实录》）
4、庆贺表笺案
自唐玄宗起皇帝的生辰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节日，皇后、太子的生辰虽然没皇帝生辰那么隆重，却也会被操办。明代，各地藩王每逢皇帝、太后、皇后、太子生辰必须上庆贺表笺，进行恭贺。为体现尊卑，皇帝的生辰称为万寿节，太后称圣诞，皇后称令诞，太子称千秋。表笺自有其规制，若有不合规之处，搞不好会遭到惩处。
明世宗朱厚熜由小宗入继大统，历经过认谁为父的大议礼，本身就对称呼问题非常敏感。嘉靖前期，后宫之中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张氏（明孝宗皇后），与生母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蒋氏两宫并立，还住着皇嫂庄肃皇后夏氏（明武宗皇后），及他自己的皇后。因此他对称呼及格式尤为关注。
嘉靖十二年（1533年）十二月，礼部奉命核查诸王庆贺表笺时，发现沈王朱胤移、汝王朱祐椁、吉王朱厚焆、崇王朱厚燿四人的表笺皆存在问题。其中朱厚燿在给明世宗的继后张皇后的贺表中，没有以中宫相称。于是乎，明世宗命河南巡按缉拿崇藩长史等人问罪。
“丁亥……礼部奉诏核沈王胤移奏贺两宫太后称万寿圣节，庄肃皇后称万寿令节；汝王祐椁奏贺两宫以下表笺，皆不称尊号；吉王厚焆、崇王厚燿奏称皇后殿下，不称中宫。皆不中格。诏所在按臣逮问长史等官。”（《明武宗实录》）
阿越说
嘉靖十六年（1537年）六月初五，崇王朱厚燿薨逝，在位24年，享年37岁，，朝廷赐谥曰恭。虽然比他老爹多活了几年，却也是一个短命的王爷。
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称“简靖恭三王并有贤声，而恭孝友尤着。”《明史·列传第七》也称“三王并有贤名”。从《明实录》等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自崇简王朱见泽之国汝宁府，到崇恭王朱厚燿去世这一甲子中，崇藩祖孙三代一直安安稳稳地在藩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当着太平闲人，很是循规蹈矩，没闹出什么大乱子，也不似其他藩王那般贪婪，在朝廷眼中的确是贤王。
朱厚燿在位20多年，关于他的却记载稀少，更说明他一生谨遵朝廷法令，属于宗室之中遵纪守法的典型，符合“逊顺事上曰恭”这条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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