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齐
在粤语中，有一句俚语，叫”输打赢要“，原形容麻将桌上某些赌徒输钱仍不肯罢手，一定要打到赢；若赢钱则赶紧收钱跑人。现今通常用来形容人明明输了、错了，却仍逼他人顺从、硬撑到底。
一直以来，研究宋史的学者普遍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历史概念解释宋朝的立国政策，并认为此等政策对于针对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弊病，取得一定的成效。陶晋生认为宋太祖整军经武，树立强干弱枝的政策，使宋代没有独立或半独立的地方州军的情况，令大统一的中国维持了三百余年。这种历史论述形成了普遍认知，然而，这种认知不足以解释南宋建立以后的情况，学术界对此领域仍欠缺深入的研究。
一、赵构对义军又爱又恨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听从童贯等人的建议，采取联金灭辽的外交政策，然而错误的实力评估及战略脱节，最终导致严重的军事灾难出现，徽宗“禅让”给了钦宗，同时金人兵临城下，金人在帝姬和亲与异姓立的选择下，终以异姓取代宋朝于北方的统治，并掳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
与此同时，赵构等宗室南渡长江，建立南宋政权。然而，当时金人势如竹，相反南宋组织松散，军力薄弱，单靠政府军的力量实难以抵抗金人的兵锋。
当时，全国各地皆有义军突起，特别是北宋故土反抗尤其激烈，时南宋宰相李纲认为料理河东、河北，维系人心是巩固政权、匡复故土的首要任务，于是成立招抚司于河北、经制司于河东，由张所、傅亮分别担任河北招抚使和河东经制使，南宋充分利用华北数十万的“群盗”，加以组织及利用，奠下以太行山寨集结八字军的基础，成为抗金的主要力量之一。
当金军南侵时，北方的义军发挥了敌后牵扯的作用，屡败金人，才使赵宋不致于灭亡。然而，由于宋朝主战主和派的分歧，而高宗心存苟安，不愿恢复宋室旧地，往往令到政策摇摆不定，而且对义军甚为猜防，抵消了华北义军原来的作用。这是靖康之变后中国北方的情况。但是，毕竟南宋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金人南侵，故此仍不得招安和组织义军纳入己方的势力范围。
简单而言，当时所谓义军的产生部分是北宋末年像梁山泊等群盗的余党，如张荣、邵青、董平等人，或自告奋勇、或得到宋室的招安，转为抵抗金人的义军。部分是当宋朝放弃汴京后，解散的勤王兵及具有组织性的民间武力“忠义巡社”，当中有不少为求食而沦为盗贼，如杨进、王善、张用、戚方、辅进等人接受政府的招安，成为沦陷区的游击队。
义军既有抗金，同时也有抢劫民财，具有强烈的地方武力倾向，有些义军利用山水寨作为根据点，但是义军之中不少态度不明，时降时叛，朝廷难以驾驭，所以有谓：“假勤王之名，为叛逆之贼”。虽然如此，但当金人大举南下之际，义军却成为抗金的主力部队，作用远远胜过朝廷的正规军。
（《精忠岳飞》，宋高宗）
二、常怕分裂的中国政权
南宋朝廷面对抗金的实际需要和地方武力反叛可能性的威胁，朝廷于是试图将之正规化，招安义军，并且收设为藩镇，但可能由于宋承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乱局，所以并没有沿用藩镇的名号，改为镇抚使。建炎四年五月，高宗赵构正式在京畿、湖北、淮南、京东、京西州军设置镇抚使，在河南、江北地区局部恢复藩镇，此与防江政策同时配合，目的是要在江北设立缓冲地带，以减轻金人直接入侵的压力，同时也减低了地方义军的叛乱威胁。
在南宋第一批镇抚使中，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三十八位镇抚使中，官吏出身的共有十二人，他们当中部份是北宋覆亡之勤王军，也有部份是朝廷委派官员用意在于监督其他镇抚使。军卒八人，土豪与军官各六人，盗贼五人，平民一人，而八名军卒中有六人曾为盗贼，因此三十八位镇抚使中有十一人乃盗贼出身，约占全数的35%。
高宗建炎四年五月正式设置镇抚使，在当时的设计下，镇抚使的职权与角色如下：
职称方面：镇抚使的正式称谓是“某府、州、军镇抚使”，地位与各路安抚使差不多。
财政方面：朝廷除坚决维持茶盐等专买由中央直接管理外，地方财政权都交由镇抚使自主，朝廷不会额外供给。所有上供财赋在分镇之初，皆一律罢免三年，后部份地区又延长二年。
行政方面：指定管辖区内的州县官吏，都由镇帅自行辟置，而知州、通判等长官，则由帅臣向朝廷辟奏，朝廷审度除授，镇帅同时有节制地方，升黜地方官的权力。
军事方面：战时镇抚使可以节制地区内州军，调动军队。后来朝廷在镇抚使辖区内罢设安抚使，改由镇抚使带马步都总管的名义，以重其权。
身份方面：镇帅除受朝廷招擢外，更不除代，如因捍御外寇，显立大功，特许世袭。
司法方面：镇抚使在辖区内享有相当的司法权。
虽然，北宋立国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一直严防地方势力的发展，但当时南宋危在旦夕，不得不一改原来的政策，大量设置镇抚使，并允许世袭的情况出现，高宗对此的标准是：“当俟其别立大功，然后许之”，这方面的例子分别有刘位─刘纲及翟兴─翟琮。另外，还有隶属关系的继承，包括有王彦─桑仲─霍明一支，郭仲威─寇宏，翟兴─董先、董震，赵立─程括，薜庆─王林，王彦─岳飞等隶属相传的镇抚使。
然而，义军领袖被招安为镇抚使后，并不完成受到朝廷节制，他们当中彼此不协调，而且存在明显的山头主义，在抗金之余仍互相争夺，甚至互相攻伐，这种现象反映出镇抚使的孤立性与独立性。
（《精忠岳飞》，岳飞）
三、义军拯救了南宋
镇抚使的设立虽然代表着地方武力的抬头，对南宋政权产生了威胁，但事实上义军确实对南宋政权起了稳定的作用。
其一、由于义军对于牵制金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南宋政权得从容建立，奠定偏安的局面。女真灭宋，据有中原之时，义军据险相抗。随着时间日久，作战经验的累积，又熟习地理形势及金兵优劣，因此据守各地的义军像王彦率八字军据太行山，马扩、赵邦杰奉信王于五马山，李彦仙在陝州，翟兴兄弟、父子守洛阳，邵兴在解州等，纷纷在敌后进行游击，令金兵无法一举灭宋。赵立在楚州抗拒金兵，使“其末敢渡江”。因此，义军在敌前、敌后之牵制金兵，对于南宋确立偏安局面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二、北宋末年，朝廷正规军已日久疏战，军备废驰，故在联金灭辽中显得一无是处，暴露了宋军的弱点，使金人大举南侵，覆灭北宋。到南宋建立，军力仍然薄弱，无力抗金，但由于义军的纳入南宋正规军中，增强宋军的战斗意志及作战能力，因此绍兴八年(1138)后，南宋军队渐渐能一改颓势，获得几场重大的战场胜利。例如刘錡在顺昌府率三万七千名八字军，挫败兀朮的女真精骑。
故此，南宋在危急之时，许多朝臣感于强干弱枝未能应付危险，故不得不对义军加以利用，招安为宋官，甚至设立镇抚使为藩镇，以稳定局面。
四、不懂规范势力才是问题所在
尽管义军的壮大及镇抚使的设立对南宋抗金偏安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但毕竟地方武力过份独立及自主会对南宋中央集权造成威胁，东汉及唐末就是因为藩镇尾大不掉终于覆亡。所以，南宋政府对此既用且防，设下种种防范与控制的办法。
其一、约制镇抚使行动：最初设立镇抚使之时，宋廷并末有对其行动加以规范，镇抚使甚至可在特别情况下辖境外活动，由于初设镇抚使之时经常受到金兵的军事威胁，藩镇随时要互相援救，朝廷下令“如有外寇侵犯，更相应援，或能解围却敌，当议推赏。”
但是，宋廷又担心镇抚使的势力过大，难以驾驭，建炎四年九月，滁濠镇抚使刘位死，其子刘纲继位，由于粮食短缺，便想渡江就食，朝廷对此甚为忧虑，赐米二千斛，禁止渡江，并令诸镇平时不得擅离本镇。
然而，此时毕竟宋金对峙，随时会受到金人的挑衅，例如绍兴元年九月，又规定邻近金、伪齐的侵犯，下令诸镇相机行事，但必须遵照“一处有急，候文字到，别镇方许出兵”的原则。但是，随着宋廷与金人议和，对于镇抚使的行动愈来愈收紧。绍兴三年五月李横北伐失败，宋金议和，担心镇抚使擅自行动，影响大局，故又严下命令，禁止镇抚使不得未经朝廷批准而私自行动。原来因战争的需要而容许镇抚使的存在及给予相当宽松的限制，然而随着宋金议和，朝廷政策转变为内向，故也增强了对镇抚使的控制，最后借与金议和，收回部份藩镇的兵权。
简而言之，由此至终，南宋对于镇抚使的发展密切监视，加以控制，故未有像东汉、晚唐那样让地方武力过份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
其二、众建与分化：在设置镇抚时固然接纳了部份义军，同时也任命了许多忠于王室的宋官或义军领袖，如王彦、翟兴、陈规、赵立等人为镇抚使，目的即在利用后者来监视、牵制具有分裂意识者。
另一方面，南宋政府为了防止镇抚使联成一线，抗拒朝廷，故亦常运用分化手段，以削弱势力强大的镇抚使。以霍明攻杀桑仲为例，桑仲任镇抚使时与王彦、陈规不和，仲任其部将霍明守郢州，郢与德安府接壤，陈规以恩信结霍明。绍兴二年三月，仲令霍明攻王彦，陈规知此事，派人告明“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谨勿附仲”，后来，明不肯攻彦，仲怒欲杀明，霍明先发制人，遂杀仲。当仲死了以后，宋廷任命了霍明继任镇抚使，可见陈规可能传达宋廷的旨意，借以达到分化的效果。这是其中一例，说明南宋朝廷利用手段分化了牵制地方武力过于壮大，威胁中央。
与此同时，在设置镇抚使的同时，改造中央的军制，如撤销御营使，由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同时又在长江流域设置三个安抚大使，代表中央防范地武力，借此以加强中央权威。
总结
南宋建立在风声鹤唳之中，若非得到义军的襄助，实难以维持偏安的局面，而朝廷因实际的需要，所以招纳部份义军为宋朝的控制之内，当中势力较大者任镇抚使。镇抚使作为新的藩镇，对于抗拒金兵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但并没有重蹈东汉及晚唐的覆辙，这主要是因为南宋订立了有效的措施约制镇抚使的壮大，这是前代所不及的。
总而言之，过去学者以强干弱枝等概念来解释宋代的历史，然而此史观主要是根据北宋立国的情况而论，对于南宋或不尽适用。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南宋地方武力兴起的具体情况，才能较为全面地认识大宋的兴亡。
参考资料：
1、陶晋生《南辽金元史新编》，联经出版社，1984年
2、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联经出版社，1988年
3、刘岱主编《中国文化新论》，联经出版社，1990年
4、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