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金宣宗的决策失误，将金朝拖入不可扭转的深渊——首先，要说明君王在历代王朝的发展社会因素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合理的决策、开明的君主以及有序的官场利于盛世的出现，然而金宣宗时期的社会形势却与之恰恰相反，甚至于出现“金季之乱，军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将，即群起而偾之，无复忌惮。”的局面，就在这一片混乱的景象中金朝徐徐走向衰败。
一、统治阶级决策不当
金宣宗是由胡沙虎发动弑君政变后由其扶植上位，故即位之初深受胡沙虎的左右，在胡沙虎死后又受术虎高琪的掣肘。宣宗执政初期权力十分不稳固，贞祐元年（1213年）十月就曾提出“诏应迁加官赏，诸色人与本朝人一体。”这是出于缓解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拉拢其他民族达到巩固其政权的目的，但是贞祐三年（1215年）宣宗再次提出了“诏诸色人迁官并视女真人，有司妄生分别，以违制论。”
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官场上其他民族与女真人的不平等待遇根基深厚，一时间难以动摇，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宣宗在统治初期掌握的权力比较有限。待胡沙虎和术虎高琪死后，宣宗掌握大权为挽救金朝颓势做出许多决策，但一些决策不但未能改善金朝现状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
二、应对灾害措施欠佳
1.牛头税加深民族矛盾
宣宗在即位之初就针对不同人群推行了不平等的政策。在为应对自然灾害而推行的措施当中也处处凸显出了对女真人的优待，加深了民族矛盾。牛头税，又称牛具税是金朝建立后针对猛安谋克户单独设立的赋税制度。
猛安谋克户大多数是由女真人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女真民族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金朝统治者的优待，牛头税便是给予女真族的优惠政策之一。牛头税在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形成定制，设立的目的是以备猛安谋克户饥馑，世宗也曾言：“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这说明了牛头税的主要用途是在突发灾害时赈灾救济猛安谋克户。
然而，牛头税的税率极低，“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拥有每牛一具的女真家庭最多可受田四顷四亩，但交纳的粮食却只有仅仅五斗，平均每亩地纳牛头税0.125升。
2.过分鼓励纳粟加深社会矛盾
鼓励纳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然灾害带给百姓的影响，但是也给宣宗时期的政治局面带来了一些问题。
（1）纳粟官过多，宣宗时期放宽了纳粟为官的范围，“诏许诸人纳粟买官。”普通民众、一般官吏、僧人等皆可纳粟为官。纳粟官通过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便获得了任官或升迁的资格，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一定具备了相应的资质，纳粟官是否拥有良好的为官素养无法得到保障。
（2）出现纳粟抵罪，在这一时期，宣宗政府除了利用官职作为纳粟的引诱之外，还通过其他的方式鼓励人们纳粟。“伯嘉至归德，上言，乞杂犯死罪以下纳粟赎免。”贞祐四年（1216年）时任知归德府事的完颜伯嘉提出死罪以下的罪责可以通过纳粟的方式进行赎免，早在归德之前完颜伯嘉在代州就曾推行过纳粟抵罪的政策。
纳粟抵罪会使得危害社会的不稳定人群获得赦免权，致使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地约束，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地破坏。
三、多线作战决策失误
宣宗时期在内忧外患局面下盲目开展多线作战，无视金朝内部情况，忽略可联合的力量，采取不合适的外交战略，极大地损耗了国力，致使金朝于哀宗时亡于多方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
1.金朝战争准备不充分
（1）军事实力下降金朝以兵立国，军事实力本是女真人的立身之本，然而女真人入主中原又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巩固统治后，长期稳定的政局致使女真主要战斗力猛安谋克户逐渐懈怠，安逸的生活渐渐磨灭了女真人的尚武精神。
虽然世宗和章宗都试图通过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骑射的方式督促女真人重视保持军事实力，但是发展至宣宗这一朝金军的战斗力仍呈阶梯式下降，“然初南渡时……不足成队伍，但务存其名而已。”宣宗南渡后猛安谋克名存实亡，无法继续维护金朝的统治。
除却生活方式改变给金朝军事实力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之外，金宣宗时期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国库空虚大力推行纳粟为官，使得军人队伍中存在着许多入粟补官者，军队平均实力被拉低，出现军力虚弱的情况。与此同时，宣宗时期长期的征战使得军队人数大幅锐减，元光二年（1223年）“诏籍陕西路侨居官民为军。”召集官民入伍为军，这也导致了军队素质的参差不齐。
（2）军需不足宣宗时期军事上的又一突出问题是军需不足。一方面，军事装备紧缺。贞祐三年（1215年）“征弓箭于内外品官，三品以上三副，四品、五品二副，余以等级征之。包括民间骡付诸军，与马参用。”先是按照官员的等级向其征收弓箭，并且明确提出丁忧致仕者免，除了照顾官僚队伍中弱势群体的考虑外，从侧面也说明了当时弓箭十分紧缺的情况。
因缺乏军储，州县官员累计至三品也不能自行调遣物质，尚书省更是因军事储粮不足提出暂停州府学生的粮食供给，虽然宣宗以文武并用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是也体现出这时军粮紧缺的形势。
2.消耗国力
宣宗时期不顾自身军事实力的下降在外交上选择多线作战的策略，与多方力量相抗衡，进一步消耗了金朝的国力。蒙古军队于卫绍王统治后期便开始对金朝展开声势浩荡的进攻，到宣宗时期攻势更强。
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看，一个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必然胜过建立稳固政权已久的民族，为获得生存空间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战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进程大致相似，然而长时间的安稳淡化了女真人居安思危的意识，金军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抵抗来势凶猛的蒙古军队。
面对蒙古军队的进攻，宣宗态度十分消极，在意识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后一味躲避，甚至于贞祐二年（1214年）年末南迁都城以避蒙古锋芒，在作战过程中不惜自降身份称成吉思汗为兄长，多次向蒙古求和，被蒙古拒绝。
宣宗所采取的消极策略致使金朝末期始终未能改变对蒙关系中的被动局面，也使得金朝最终亡于蒙古铁骑之下。金朝统治阶级内部对于是否要开展与西夏和南宋的战争意见并不统一。单论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已经十分吃力，再挑起新的战事无异于自投死路。但是由于金朝对于自身的军事实力仍然十分自信加之部分官员的煽动，贞祐三年（1215年）中都被蒙古军队攻破的同年宣宗计划攻打西夏。
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之后，金朝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同时开展与南宋和西夏的战争会大大拖垮国力得不偿失。兴定元年（1218年）十月，与南宋战争开始仅半年的金朝显现疲态。时任右司谏兼侍御史的许古提议与南宋议和，高汝砺反对，“上命许古草通宋议和牒，既进以示宰臣，宰臣以其言有祈哀之意，徒示微弱，无足取者，议遂寝。”
宣宗本有议和之意但由于反对者众多最终不了了之。后又派遣使者至南宋议和，然而南宋不接受恢复岁币的议和条件，双方和谈破裂。与此同时，西夏同样意识到蒙古逐渐成为了各方势力的最大威胁，和金朝的战争只是一味地消耗力量使蒙古有机可乘，于是开始对金求和，但是却未能如愿。
清朝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感叹道：“金、夏祸结十余年，两国之信使不通，边民之市易俱绝，其害可胜言哉！幸而遵顼厌兵，愿通和市。金主苟允其请，从此讲好释怨，互相为援，蒙古不敢轻视夏，且不敢正视金矣。顾失此不图，后虽悔之，不可及已。”金与西夏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金朝对外关系的缩影。
结语
总的来说，军事装备的紧缺和军粮的不足，致使金军的军事实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宣宗时期的金军不复往日辉煌，蒙古崛起成为威胁金朝统治的主要势力，明智之举应是联合一切力量集中抵抗蒙古军队的打击，然而宣宗无视内部问题，采取了与多方势力同时作战的决策，将金朝拖入不可扭转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