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出了两位名震天下的书生，一位叫张居正，一位叫顾宪成。万历朝前20年是张居正的舞台，他推行新政，改革弊病，让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重现生机。而万历22年后，一直到明朝灭亡，都属于顾宪成，还有他的东林党。
顾宪成是小人物，因为他做过最大的官，不过就是吏部的文选司郎中，一个负责推荐官员的小角色，并且这个小官也没当多久。顾宪成总喜欢推荐一些清流文人，直言敢谏的老顽固，惹得万历皇帝很不高兴，便干脆将顾宪成革职，令其返乡为民。也正是这一次罢官，成为了明朝国运的分水岭。
在顾宪成被罢免后，朝廷内外为其求情的奏章多达数百份。这些奏章虽然没有保下顾宪成，却也反应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吏部小官，威望极高。顾宪成是一个典型，他公正、廉洁、不惧权威，数次顶撞万历。他代表的，是以清高自居，却敢于抗争的明朝文官集团。
所以作为精神领袖的顾宪成虽然草民一个，但他却是一个足以掌控明朝庙堂的人。他在无锡创立东林学派，建立东林书院讲学，批评朝政，议论民生，引得天下学子纷至沓来。而这些从东林书院走出去的文人，包括认同其理念的朝廷大员，都自发走到一起“抱团取暖”，逐渐形成了明朝庙堂不可忽视的一大势力，被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清正，刚直，痛恨宦官乱政，追求“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天启四年，东林党开始一场螳臂当车的行动。杨涟上书，参奏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左光斗等70余人联名跟奏，请求彻底铲除魏忠贤一派。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壮举，天启帝置若罔闻，阉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杨涟、左光斗受诬下狱，受尽酷刑却宁折不弯，最终慷慨赴死。东林党受到牵连者不计其数，却都铮铮铁骨，宁死不屈，将文人的气节彰显地淋漓尽致。天下百姓皆为东林人鸣不平，“悉焚香建醮”祈求他们生还，还自发筹款募捐，打点诏狱，但却无济于事。
此时的东林党人，为国为民，以天下为重，皆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但是正直的文人又往往有致命的缺陷，一是自视清高，眼里容不下沙子，二是图名，经常为了个人名声而枉顾朝廷大局，这也是东林党最终走向极端的根源。
在明朝朝堂，除了代表“正邪”的东林党和阉党外，还有以籍贯为依托的官吏集团，比如齐、楚、浙三党。而在一些东林党人眼里，遵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准则，大肆排挤和攻击其他势力，使其被迫选择依附于阉党。明朝的党争，逐渐演变成为东林党和天下朋党集团之争。
在党争中走火入魔的东林党忘记了最初东林学派“反对谈空说玄，提倡实学实用”的初心，他们力争扫除朝廷阴霾，却不顾全局，将一场大乱斗越演越烈。“党同伐异”， “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东林党最终让明朝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从争国本、抗争奸佞，到执着于朋党之争，东林党的改变不是由哪一个人带偏的，这是封建文人骨子里的一种特性。一个人好变通，但一群人却无法变通，东林党不是没有明白人，但当斗争成为一种趋势，谁也无法逆流而上。
后期的东林党不再是顾宪成、杨涟、左光斗那群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势力庞大的集团，它吸纳了太多的爪牙和欺名盗世之辈。1645年，东林党魁钱谦益率领百官向清朝投降，在大雨中的南京城门外，跪迎清军进入南京，让最后的东林文人气节成为笑谈。
现在再谈东林党，谁还记得顾宪成的正义直言？谁还记得杨涟等东林君子的以死明志？明朝亡于东林党，成为了一种主流观点。代表明朝文人气节的东林党，最后的名声，甚至比阉党还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