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24，《五代史话》连载04（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在北方朱梁与李晋争雄的40年中，南方各地崛起了一批新的割据者。他们也进行过混战，但是战争的规模没有北方的大。
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般都比较注意经济问题，能够推行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本篇我们就来谈谈南方几个地区的情况。
01、吴与南唐
唐朝末年，江淮两浙的社会经济，受过严重的破坏。藩镇、将领、变兵和一些流窜的武装集团，争城夺地，在大江南北进行过混乱的战争。
大江南北的局势在9世纪90年代的初年逐渐趋于安定，杨行密占有江淮，钱镠占有两浙，形成十国中的吴与吴越。他们都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促进了东南经济的恢复发展。
吴越钱氏于公元978年纳土降宋，实际上存在了80多年。吴后为南唐和平取代，中间没有经过战乱，到公元975年被宋所灭，实际上也达80年以上。
因此，五代号为乱世，东南却比较安定，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代后期相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先来介绍杨行密这个人。
杨行密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参加过地方上的农民起义，曾被官兵俘获，侥幸没有被杀；后来应募当兵，做了队长，因受上官欺压，带头起事，占了庐州，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这时黄巢兵进关中，唐朝政府哪里管得了淮南地方上的事情，只得承认既成事实，拜杨行密作庐州刺史。
杨行密身材高大，力举百斤，相传一天能走300里路。他初起兵时，与田頵、陶雅、刘威、刘金、徐温等心腹弟兄，号称三十六英雄，这些人颇有草莽豪杰的气息，与世代军伍的藩镇旧将，出身和经历都有区别。
杨行密见时机成熟，出兵反击，一战擒获孙儒，把他杀掉。从此以后，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据有了江淮地区。唐政府任他做淮南节度使。
尽管这时距离杨行密受唐朝封吴王还有10年之久，十国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这个出身低微的割据者，亲眼看到粮草不足、民心不附就无法持久的事实，吸收了一点教训。他便以招集流亡，与民休息，作为主要的政策。不几年工夫，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逐渐恢复了。
杨行密本人生活俭约，不因成功而有所改变。有一次，他到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州城自1680年以来，淹没在洪泽湖底）视察，守将台濛供应豪侈，他很不高兴。
离城后，台濛在卧室中发现打了补丁的衣服，派人赶上送还。杨行密对使者笑道：“我年轻时贫贱，不敢忘本。”
很明显，他是有意留下这件衣服，借此对台濛进行教育的。不忘本，这正是一个开国创业者应有的基本作风。
杨行密尽管地跨长江两岸，但重心在江北，枢纽是扬州。
在收拾完河南周边后，朱温看中了杨行密的这块地方。897年，朱温派葛从周和庞师古分领大军，渡过淮河，挥军南下。
庞师古这一路自徐州南下，很快攻至清口。清口在今江苏淮阴以西，是泗水（清水）入淮之口，是南北交通咽喉。由此而南，直趋扬州，地处运河沿岸，没有什么险阻。如果一战而胜，淮南势将为朱家所有。
面对来势汹汹的汴军，吴军指挥下令决堤放水，终以寡击众(3万人对7万人），彻底击溃汴军，斩庞师古和将士1万多首级，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另一路葛从周部，先前已受到小挫折，得了师古败讯后，即仓皇北撤。淮南兵乘胜追击，又获大胜。
吴军虽然胜利了，但朱温并没有罢休。而且，杨行密对经济恢复也不擅长。所以吴国的情况，实际上要到徐知诰执政（即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时候，才真正地好起来。
唐天佑二年(905)，杨行密去世，儿子杨渥嗣位，军权掌握在张颢、徐温的手中。
我们再来说说南唐开国君主李昪，即徐知诰。
徐知诰，吴国宰相徐温的义子，相传本姓潘，后来把吴改做南唐，自己做皇帝，改叫李昪，自称是唐玄宗的子孙。这是乱认祖宗，事实上他是战乱时期的一个孤儿，出身低微，亲身体味到战时流亡的痛苦。
徐知诰（李昪）曾经对手下人说：“我生长在军旅之中，看到人民受到的兵灾，实在是可怕，所以再也不忍谈到打仗！”
这一席话，看来是由衷之言，而且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他谴责的战争，也确实是非正义的军阀混战。
他在吴国执政近20年（前10年义父徐温在世），加上后来篡位做了皇帝的5年，共达25年(918-943)。
徐知诰的心腹谋士豫章人宋齐丘，早先是个落魄秀士，穷得连纸笔都买不起。徐知诰有事，都和他商量。
吴国开头订立的制度，田赋都收铜钱，另外还有丁口钱，也收现钱。徐知诰主政后，宋齐丘主张取消丁口钱，田税改收谷帛实物。当时每匹绢的市价值500文，他建议把一匹绢抵原来1700文的税额。
这个条陈一出，朝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政府的损失太重。齐丘却说：“哪里有百姓富庶，而国家贫穷的道理！”
徐知诰考虑了他的建议，赞叹道：“这真是劝农的上策啊！”坚决执行这项政策，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此，江淮一带的荒地，很快都长满了庄稼，蚕桑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徐知诰又禁止把良人子女买做奴婢。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吴和南唐初年的政策，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的。
02、吴越
接下来我们谈谈吴越钱镠。
吴越钱镠出身也很低微。他字具美，这很可能是做了官以后起的，早年是杭州临安的盐贩，精于拳勇，射箭使渠的本领都很不差。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昌部下，同黄巢的先头部队发生过小接触。
不久，董昌做了杭州刺史，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派钱镠做都指挥使（总指挥官）。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绍兴），把杭州交给了钱镠。镇海军节度使周宝顺水推舟，任命钱镠为权知杭州诸军事。
光启三年(887)，周宝因兵变垮台，钱镠把他接到杭州，同时利用这机会，出兵争夺润、常、苏三州，扩大势力范围。同年，周宝在杭州去世，死因是生病还是被钱镠所害，后人难下定论。
钱镠打下润州时，抓到了兵变主谋薛朗，他杀薛朗祭周宝，表示尊敬主帅。他的行动很得体，给他带来了良好的名声。
吴越是个弱国，至少是个不很强的国。钱镠的吴越军和杨行密的吴军打过不少仗，润、常、苏三州，最终只保住苏州一地。后梁开平二至三年(908-909)的苏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钱镠费了巨大的牺牲后，通过内外夹击，才得以保住苏州。以后吴越企图进取常州，终于一无所成。
钱镠和他的子孙有一项一贯的政策，即向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称臣进贡。后梁代唐的时候，诗人罗隐在钱镠的幕府中，劝钱镠起兵讨梁，事若不成，就割据杭、越，自建名号，不要向朱温称臣。
罗隐讲的有道理，钱镠却只考虑现实，他敬重罗隐的品格，但是不肯采纳他的主张。钱镠于后梁开平二年(908)改元天宝，只行于境内，与中原王朝往来时，都不使用。晚年曾改元宝大、宝正，但始终不曾称帝。
钱镠知道两浙兵力有限，并不想卷入与已无关、事实上又办不到的纷争。他与吴国争夺苏、常一带，目的也在于保全现有局面，并没有大肆扩张的野心。
钱镠的这种思想，应该是来自于父亲的教诲。
据记载，钱镠在家乡当了节度使，封了王后，十分得意，把旧日的家园改叫“衣锦军”，衣锦还乡的时候，还把幼时游戏的地方，也披上锦绣。他对于这样的成就满意极了。他的父亲钱宽还在，这位老人看了这种热闹情形，却异常担心，对他说：“我家世代种田，从来没有人做过官，你如此贵显，只怕将来有什么祸殃，连累全家！”钱镠自此收敛，变得谨慎。
因此，吴越的立国宗旨，就是根据这种思想意识制定的。钱镠临死还把“善事中原”作为遗训。
钱镠在境内也做了些值得称道的事情。
建筑海塘是头一件好事。杭州钱塘江沿岸潮水极强，要使附近的农田得到保障，必须建筑坚固的堤岸。钱镠因堤岸容易被冲塌，注意改进修建技术。
当时劳动人民创造出一种办法，用几丈长的巨竹，剖开编成竹笼，装上石块，投入水中，再用许多巨木，一层层地竖在滩上，构成坚实的基础。钱镠采用这个方法，造成钱塘江捍海石塘，这是一件利及后世的大功业。
五代十国的国君，人们往往只记得他们的姓名，不大记得谥法、庙号，钱武肃王这个称号却因海塘而流传在口碑之上，比任何石碑、铁碑都牢固得多。
吴越境内的水利工程不仅海塘一处。浙江武义的长安堰，溉田万余顷；宁波的东钱湖石塘，使湖水可以溉田50万亩；越州的大鉴湖也可以溉田9000多顷。
03、前蜀
四川，是五代时另一个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地区。它的地位可以和东南的江淮两浙并驾齐驱。五代时蜀中先后出现过两个蜀国，即王建建立的前蜀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
王氏前蜀，历史纪年从公元903年王建受唐封蜀王起，至925年为后唐庄宗李存勖遣军所灭，不过23年。然而早在891年，王建已攻占成都，割据一方，实际上有30多年。
王建死于918年，享年72岁。在他统治的28年间，除草创时期外，蜀中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地区。
王建，同杨行密、徐知诰、钱镠一样，也是出身低微的新兴藩镇。他原是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一个饼师的儿子，年轻时精习拳勇，干些屠牛、偷驴、贩私盐的勾当，吃过官司，逃亡山林。后来投入蔡州忠武军，从士兵升做队长。9世纪的80年代初，升为都头，指挥1000人马。
王建很有政治头脑。他认为朝廷尽管软弱无能，用兵却很需要这块招牌，否则人心易散。
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和其弟田令孜（唐懿宗时净身进入内侍省，改姓田，唐僖宗时，因不得人心，逃奔成都），是唐末腐朽势力的代表，文德元年(888)三月即位的唐昭宗又一向深恨大宦官田令孜，王建便利用这点，上表陈述陈敬瑄的罪恶，请求出兵讨伐。
昭宗派宰相韦昭度做元帅，王建就名正言顺地进行兼并西川地盘的战争。
田令孜、陈敬瑄驻守成都。王建一面帮韦昭度围成都，一面攻略眉、简、资、蜀、雅等州，招降纳叛，实力大增。
大顺二年(891)，韦昭度屯兵成都城下，已达3年，还是打不下来。朝廷决定撤兵。王建很不满意，以为大功将成，弃之可惜。幕僚周痒劝他请韦昭度还朝，独攻成都，攻克之后，据而有之，反而省事。
韦昭度是个文官，奈何王建不得，只得还朝而去。他刚出剑门，王建便派兵守关，不准东面的任何军队入境。
这时成都城内缺粮，父母养不活孩子，只好让他们流浪街头。军民以强凌弱，犯罪事件层出不穷。陈、田想用酷刑维持秩序，除斩首外，另用断腰、斜劈等法。无奈民不畏死，任何办法都毫无效果。官吏百姓都想出城投降，陈、田抓住就杀，连不曾预谋的同族人也一并杀死，死者不计其数。
王建要将士出死力攻城，同许多军阀一样，用贪欲来进行刺激。他对将士们说：“成都繁华得像花锦一般，打破了城池，金帛子女，要什么就拿什么，节度使官职，大家轮流着做好了！”
王建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另有一番打算。他从社会的底层上来，识得创业的艰难，懂得一点人民的疾苦。他要在巴蜀立业，便留心刘备、诸葛亮建立蜀汉的史事，要模仿他们的作为。
攻克成都只是王建创业的开始。西川所属还有不肯归降的，彭州（今彭县）守将杨晟抵抗得尤其猛烈。王建进兵攻城，好几个月打不下来。
王建进成都城，申明纪律，打彭州时，军队却与土匪一般无二。各营每天一早派几百人搜山，抢劫难民，把老弱妇女分做奴婢。掳掠所得，军官挑好的先拿，剩下的让兵士均分。
有个新津人王先成，本是书生，乱世找不到出路，当了兵。他求见将领王宗侃，向他陈说利害，说这样做法，一是使人心思杨；二是城中若知营中兵少，突出攻击，势将失败。王宗侃觉得他说得有理，便问应该怎么办。王先成立刻起草一件呈交王建的文书，提出：禁止掳掠；招安百姓；设立招安寨，收容难民；把掳来人口集中起来，让家属认领；鼓励农民恢复生产。
王建见了文书，非常高兴，下令照办。
彭州城外的秩序逐渐恢复，但是城内守军仍坚持抵抗。乾宁元年(894)，又是靠这个王先成提出的紧靠城墙筑“龙尾道”的办法，才打破了城池。
所谓“龙尾道”，就是土筑的斜坡，越近城墙越高，等于是爬城的楼梯。王建的将士从斜坡上冲上城墙，斩了杨晟。
彭州之战历时3年，城里城外，死了不少人。
以后，王建又兼并东川，于乾宁四年(897)攻克梓州，从此据有整个巴蜀地区。
王建用兵的时候，同当时的许多军阀一样，认了大量干儿子，此外还有几个侄子。这些干儿子和侄儿们跟着王建创业，行为骄纵贪暴的不在少数。
王建有了地盘，便注意约束那些干儿子，凡是不守法纪或有跋扈嫌疑的，都加以严厉的制裁。如侄儿王宗裕从小跟他打仗，态度极为忠顺。有一次，他的手下人为点小过失，被成都尹崔隐惩罚。宗裕大怒，到王建面前告状。王建支持执法的地方官，把宗裕责备了一顿。
王宗涤本名华洪，是王建手下最得力的将官，因颇得军心，渐为王建所忌。成都府造府门，门上绘画，色泽鲜红，人们起个别名叫“画红楼”。
“画红”与华洪音近，有人借此造谣，王建听了谗言，召他诘责。他负气道：“蜀中已平，大王要杀功臣，无碍大局了！”王建见他态度傲慢，便把他杀掉。
不过也有人确有很大错误，倒安然无事的，如侄子王宗寿，因王先成要检举他的错误，便擅自把这个已经做到夔州刺史的有功之臣杀死。王建知道，只是发了一通火而已。
王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便乘朱温代唐的机会，于唐天拓四年(907)九月，宣布不承认梁朝，在成都称帝。
前蜀武成三年(910)，王建下诏劝课农桑，引蜀汉诸葛亮“闭关息民，十年而后举兵”的事例，令地方官关心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
他有一篇告诫太子的文字，列举应该注意的事项。这类事项是：亲自审判案件，不让任何人受冤屈，也不让任何人逃脱应受的刑罚；不可骄傲自满；不要相信小人的话；不要贪声色游猎的享受；安抚百姓，厚待士卒。
这几条显然是他总结的政治经验。他嘱咐太子，必须经常阅读这篇文字，不可遗忘，并且说只有做到这几条，才保得住社稷。
成都这座锦城，在王建围城时，居民不免困顿，不久以后，仍旧恢复了繁荣的面貌。著名的蜀锦，也仍旧是当地的特产。
王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文士，厚待唐朝的名臣世族。
我们不知道王建亲近文士究竟有多少收获，但从他总结的政治经验来看，应该得益匪浅。这些人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蜀中文化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大诗人韦庄、传奇作者杜光庭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王建晚年，一度把国号改为大汉，不久，仍旧称蜀。他去世时正当后梁贞明四年(918)，后梁已经快亡了。蜀的情形也不太好。
王建去世前半年左右，偶然听见太子王衍和诸王斗鸡打球喧呼的声音，叹道：“我身经百战，才打出这个局面，此辈守得住吗！”
他已经意识到王衍不能遵守自己的教诲了。王衍是他的幼子。他的《训子书》是写给第一个太子元膺的。蜀永平三年(913)，元膺和枢密使唐道袭交恶，发生武力冲突。唐道袭被杀，冲突停止后，元膺露面，结果也被卫士所杀。
元膺死得实在不明不白，王建非常悲痛，但还是听臣下的劝告，终于以太子“作乱”定案。
王建身后，庙号高祖，人们常称先主。王衍就是前蜀后主。两代的称谓与蜀汉刘备、刘禅相同。
王衍字化源，原名宗衍，即位后去掉“宗”字。
王衍即位时年18岁，次年，改元乾德。他相貌俊伟，才思敏捷，颇有才学，然而只是纨绔子弟，不是安邦定国的材料。
前蜀咸康元年(925)，后主出游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北）。蒲禹卿上表谏劝，措辞极恳切。后主宠臣韩昭见了大怒，骂道：“等主上归来，当使狱吏一个字一个字问你！”
可是后唐兵已动，后主没有走到秦州，便逃回成都。韩昭来不及审蒲禹卿，先被大将王宗弼所杀。王宗弼杀后主的宠臣，投降后唐，仍被郭崇韬所杀。
后主降唐后，全族被遣送北上。第二年，在长安全族被杀，其时，王衍年仅26岁。
04、南平和南楚
长江中游的两湖、江西一带，在唐末极为混乱，小军阀林立，往往占了一州地盘，便俨然是个土皇帝的模样。他们之间，战伐频仍。到后梁建国前后，兼并的局势才逐渐稳定，大致江西为吴国杨氏所得，两湖出现了两个国一一荆南高氏和楚国马氏。
荆南（又称南平、北楚）和楚（又称南楚、马楚）的统治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们先来介绍几个起自本土的小军阀。他们是洪州（今南昌）钟传、虔州（今赣州）卢光稠、鄂州（今武昌）杜洪、江陵成汭。
卢光稠从唐光启元年(885)起，据有虔州，自称留后。他想依靠中原政权，保全自己的地盘，取得了朱温任命的镇南军留后。钟匡时、危全讽被吴灭后，他对吴也不能不稍事敷衍。
卢光稠死后，部将谭全播做了主帅。全播有智有勇，但是力量单薄，虔州终于后梁贞明四年(918)为吴兵所破。谭全播被俘到广陵，不久即死。江西至此全为吴国所有。
杜洪和成汭是长江沿岸的两个割据者。杜洪是鄂州本地人，少时做过徘儿（演员），后来地方上组织土团军，他从军做了将官。中和四年(884)，他引兵占了岳州，两年后进据鄂州，自称武昌留后。唐朝政府对于这种事情，毫无办法，只得加以任命。他得鄂州的下一年，成汭取得了江陵。
成汭，青州人，少时酒醉杀人，流亡江湖，做过和尚。后来投入蔡州秦宗权军，改名郭禹。朱温兼并秦宗权地盘后，成汭被发配江陵，然后逃亡落草。再后来向荆南唐军投降，做了名下级军官。上司见他凶悍，想要杀害。他联合了千把人，逃到长江三峡地区。
光启元年(885)，成汭占领归州（今秭归），才有一小块地盘，自称刺史。文德元年(888)，又占有江陵。
成汭的地盘最大时西至渝州（今重庆），规模不算很小。他的行事也颇有可取之处。江陵在古代一向是南北交通中枢，唐末屡遭兵祸，破坏得极其厉害。成汭进据时，居民只有17户。他招抚流亡，奖励农桑，10多年后，增加到1万户。
成汭是个武人，但审问案件，能够力求翔实，以免冤滥。在唐末的军人中，是一个难得的人物。唐朝政府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他才恢复原来的姓名。
成汭若能保境安民，搞好与中原政府以及周围诸侯的关系，很可能久有其地，传之子孙。我们只要看后来的荆南高氏的情形，就可以知道是做得到的。但是他有野心，以区区荆南，又是几面受敌的地理位置，偏要使用武力，进行扩张，终于招致兵败身死的结局——903年，成汭败于吴国的杨行密，投水而死。
朱温不愿荆南为他人所有，也派军前来攻伐。公元906年，汴军攻取了荆南，遂任命养子朱友让的养子高季兴（此时也改姓朱）为荆南节度留后，公元907年正式任命为节度使。
高季兴对江陵一带人民的休养生息，很有贡献。湖南兵入江陵时，大肆掳掠，地方又遭破坏。高季兴到任时，“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境况很是不好。他很用了一番心思，招抚流亡，地方才逐渐恢复了生气。
高季兴之所以能保全一方，得力于谋士梁震的地方很多。梁震原是蜀中的印州依政（今新津西南）人，唐末中过进士，流寓洛阳。后梁建国后，他打算还乡，路过江陵，被高季兴留住。他不肯任职，只以宾客身份，参与谋议。他自称“前进士”，高季兴常叫他“先辈＂。他的主张只有“保境安民、善事朝廷＂一条，然而这一条确是荆南的上策。
后唐灭梁后，高氏幕僚都劝选择投降的季兴入朝，只有梁震不赞成。他举出两条理由：第一，唐有并吞天下的野心，荆南严加守备，还怕难保，何况入朝；第二，高季兴是梁朝旧将，唐若视为敌国，有被扣留的危险。
高季兴不听，后来只因早走才得回国，稍迟就会被扣。
后唐灭了前蜀后，高季兴大为紧张，梁震却十分冷静，他说：“唐主得蜀，必然更加骄傲，灭亡在即，没有什么可怕。”
从这两件事来看，梁震确系智谋出众之士。
高季兴投降后唐，被封为南平王，因此荆南又叫南平。这个国的附庸地位，在这上面也表现得很清楚。
楚的建国比荆南早，它是从孙儒的流窜武装集团中蜕变出来的地方势力。它的建立者马殷，在唐末的社会大变动中，着实经受过一番历练。
马殷，字霸图，少年时是许州郗陵的一个木匠，应募从军，参加过镇压黄巢的战争，后来跟孙儒的军队南下，地位逐渐上升。孙儒死后，大部分军队投降杨行密，剩下的一部分推刘建锋做首领，向西进入江西、湖南。马殷就是这支兵的先锋将。
刘建锋得了潭州（今长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停止流窜。不久，刘建锋被部下所杀，众将推马殷为首。这时是唐乾宁三年(896)。马氏割据湖南，就从这时开始。
马殷在唐末是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建国，封马殷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称。马殷在位35年，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马殷得了湖南，与谋臣高郁商议立国的方针。高郁劝他尊重中原的朝廷，取得封爵；休兵息民，发展生产，积蓄力量。
高郁是扬州人，大概是马殷跟孙儒在淮南时得到的文士。
马殷接受他的主张，提倡造茶、种桑、养蚕，使人民纳税时用帛代钱，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这与吴国徐知诰、宋齐丘的办法相同，都以休养生息为着眼点。
马殷特别注意发展商业，收取商税。他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贡关系，便可以在京师以及襄（今襄阳）、唐（今唐河）、郢（今钟祥）、复（今天门）等州，设立邸务卖茶，获得巨额的收益。在这一方面，因吴国与中原对立，就无法办到。
湖南境内的产品，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瓷器。湖南长沙窑首创多彩瓷器。晚唐、五代时，长沙、衡阳一带的制瓷工业仍继续发展。五代的墓葬中出土很多碗、碟等器皿，多系白瓷，釉色白中泛青，胎薄质精。长沙窑的产品在国内外多有出土，客商们买的土产，瓷器显然是不少的。
这样，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人民的生计，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比较充裕。因此，史书对楚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05、闽和南汉
闽的建立与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关系。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河南有个屠夫王绪，他聚众起兵，攻占固始。固始县吏王潮出身农家，字信臣，智勇双全。他与兄弟王审知投入王绪军中，做了军校。
王审知便是日后闽国的创建人。
王潮带兵，纪律极为严明，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拥护。他知兵心思念故乡，声称带大伙还光州。这其实很难做到，路途遥远，中原残破，一支没有后方的军队很难长期维持。王潮的话，目的在安定军心。他的实际打算是要占一块地盘，让大伙安定下来。
恰好，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居民听到王潮的军纪严明，便要求他前去讨伐。光启二年(886)，王潮攻克泉州，就把这儿做根据地。他招合流散的农民，减轻赋役，一面整军经武，形成了一支新的地方势力。
后来王氏占有了福建全部，闽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但王潮的身份只是唐朝的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王潮去世后，王审知接替了他的官职。后梁开平三年(900)，朱温封审知为闽王，才有闽国的名称。
王审知统治28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去世。
王氏弟兄崛起于起义军的中间，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自己的生活较为俭朴。王审知身为闽王，衣服破了，打个补丁再穿。他不贪虚名，有人劝他称帝，他说：“我宁可做开门节度使，不要做关门的皇帝。”
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他们两人在位的30多年中，福建境内始终保持着适于发展生产的条件。
王氏兄弟特别重视沿海的商业。他们免除繁重的商税，鼓励海上贸易。福州、泉州两地，船舶出入频繁，从此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古代海外进口商品，很多是香料珍宝等贵重货物。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在泉州近30年，发展海上贸易。人们都把他叫做“招宝侍郎”。
王审知还厚待流寓福建的士大夫，设立学校，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唐昭宗时做过宰相的韩偓等多人流亡福建，依靠王氏的庇护，当时颇有宾至如归之慨。
从福建往南，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有刘氏的南汉。南汉与吴、吴越、楚、闽、前蜀不同，建国的首脑不是草莽英豪，而是上层的地方长官。
南汉建国者刘隐的祖上，因经营商业，从北方迁居泉州。刘隐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到广州做牙将，向社会的上层爬去。他娶节度使韦宙的侄女做妻子。韦氏是名门大族，韦宙本人做过宰相。刘谦配了这门高亲，社会地位又上升了一步。
刘谦后来做了封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死后，刘隐继承了他的官职。乾宁三年(896)，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广州做清海军节度使，被叛将所拒。刘隐镇压了叛将，保护李知柔进广州。
从这时候起，刘隐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
但历史上或以刘隐做节度使，或以刘隐的兄弟刘陟称帝，作为南汉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后者是后梁贞明三年(917)。
从上面所叙的事实来看，南汉的统治是从富商、名门、官僚地主的结合中产生的地方势力。
刘隐曾被朱温封做南海王。死后，兄弟刘陟（初名岩)嗣位，他见中原多事，就自己做起皇帝来了，国号先叫大越，后改为汉。
南汉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兴革。这原因很简单：唐末农民起义军虽曾进入广东，很快就撤走，影响不大。唐军也没有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打过大仗，战争的破坏也不显著。这个从统治阶级上层产生的地方势力完全照老规矩办事，根本想不到有兴革的必要。
反之，从唐朝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看来，在四海鼎沸的时候，岭南却是一块安全的“乐土”，南迁避难的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使岭南成为旧的传统势力最浓厚的地区。
南汉政权的设施，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即促进了海上贸易。刘家原是南海富商，刘隐弟兄称王称帝后，贪欲更加发展，竭力搜罗南海珍宝。这种商业纯粹是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服务，但广州这个港口日益繁华，毕竟是一件好事情。
南汉刘陟在位时，有一件不可不提的大事。交州（今越南北部）本来是南汉静海军。937年，节度使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杀死。次年，牙将吴权攻杀矫公羡。南汉主以助矫氏为名，想打败吴权，派自己的儿子做节度使。939年，吴权打败南汉军，称王。这是越南吴朝的开始。
以上列举的南方诸国，是唐末和后梁时秦岭淮河以南的主要割据势力。实际上这几十年的情形非常复杂，许多地方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时起时灭。
我们看了这些小国的情形，大致可以得到两个比较清楚的印象。
第一，南方的半壁江山，在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或于数年战乱之后，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发展；或没有经过重大破坏，维持着较为安定的状态。
第二，各国的统治者，凡能实行若干有利于生产的措施的，几乎都从下层崛起。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与北方的大军阀相比，显有区别。
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不能专从出身看问题。事实上，出身与杨行密、徐温、徐知诰、钱镠、王建、王潮、王审知、马殷等近似的军人，专做坏事，猖獗一时，旋即灭亡的，为数不少。
杨行密、徐知诰等人的长处，在于到了身为一方之主的时刻，多少有点戒惧的心理，能够从亲身经历过的巨大的社会变动，取得经验教训。因此他们都觉得必须把政治搞得好一点，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让农民有勉强活下去的可能。
反之，中原的大军阀，如朱温和沙陀贵族李克用父子之流，在广大农民的尸山血海中，张牙舞爪，发展了实力，提高了地位。他们越来越狂妄，也越变越愚蠢，以为武力可以压倒一切，也可以得到一切。因此他们简直不想做一点对生产有利的事情。
这样的统治者必然会很快地灭亡。朱梁垮台了，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也是长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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