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所谓“前八”，是指从商契到商汤有过八次迁徙，“后五”是指商朝有过五次迁都。当然，无论“前八”还是“后五”的数字，古今学者争议颇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先商与商朝时，商人的确频繁迁都。
先商阶段暂且不论，问题是商朝时期为何频繁迁都？根据尚书记载，盘庚迁殷之后，追溯先王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对于其中的“大虐”，古人有着不同解读，认为或是人祸，司马迁认为是争权，或是天灾，重点是躲避水灾，盘庚曾说“先王适于山”。
古人记录历史时，或因时间久远而想当然，或因当事人有意掩盖真相等，导致后人无法窥得真相，而考古却可以通过蛛丝马迹，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商朝遗址考古，大致破解的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与史书记载不大相同，如此也就难怪商朝会爆发“九世之乱”。
商汤灭夏之后，在夏都二里头旁边，兴建了商朝都城——偃师商城。与此同时，在如今郑州一带，兴建了郑州商城。学者分析认为，商朝前期采取东西二都的格局，起初都城在偃师商朝，郑州商城为陪都，仲丁时可能从偃师迁都到了郑州。
考古偃师与郑州商朝时，发现“人祭”现象是从少到多，起初沿袭二里头习俗，很少出现人祭现象，但大约百年之后，人祭行为迅速增加，成为国家级的宗教行为，到商朝建立200年时，规模极其惊人。至于人祭兴起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与战争、扩张有关。
然而，在郑州商城末期，距今大约200年时，考古专家在宫城墙边发现三座反常的祭祀坑，里面全都是青铜重器，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只有一个坑中埋有数量极少的人兽骨头。以青铜器情况与祭祀坑位置来看，祭祀的主人只能是商王！
问题在于：按照当时商朝习俗，商王主祭的活动，如此高级奢华的青铜器，必然配备更多的“人牲”，但为何在突然之间，商王祭祀时不用“人祭”了？
显而易见，商王转变了祭祀思路，决定采用“不杀人”或“少杀人”的方式祭祀，而这一结论是有考古证据支撑的：
首先，与三座祭祀坑同时的，还有一个特别现象，即王宫区的头盖骨加工厂（做成头骨酒器）突然停止运营，大量即将完工的头盖骨被扔到壕沟埋葬。
其次，商朝在南方的据点——位于武汉的盘龙城遗址，人祭非常稀少，更习惯埋藏器物祭祀，这一点可能影响到了商王。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湖北几乎没有人祭，商人占据盘龙城后，可能受到当地习俗影响，于是鲜有人祭行为。
因此，位于郑州商城的晚期商王，发起了一场宗教革新，想要取缔“人祭”。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次改革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政局变化，那么这一次宗教革新会引起什么变化呢？
与宗教改革几乎同一时间，晋南、武汉、河南等大大小小的商城，都相继沦为废墟，而此后十余年，郑州商城也沦为废墟，之后商都应该迁到了郑州惠济区的小双桥遗址。
毋庸置疑，出现这一现象，要么外敌入侵，要么内部战乱，由此导致包括郑州商城在内的诸多城池衰落。无论考古还是文献，都不支持外敌入侵，因此答案只能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内战”！
史记记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仲丁死后，他的众多弟弟争夺王位，造成九世之乱，商朝一度中衰。
史书没有谈及争位原因，但通过上述考古发现来看，这场内战的表面是王位之争，实质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波及范围极广，战况极为惨烈，毁掉了无数城池。
史记又载：“帝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仲丁迁都的目的，应该是为了避开都城的保守势力，河亶甲与祖乙的迁都，都在九世之乱前期，无疑是因为内战迁都。文章开头提到的盘庚曾说“先王适于山”，大概是为了躲避敌方，而不是因为水灾。
其中，河亶甲居相之“相”，极有可能就是小双桥遗址。小双桥遗址考古表明，似乎为了发泄对改革派的不满，该遗址人祭现象更胜往昔，且对“人牲”更加残忍。
通过殷墟考古可知，殷墟延续了人祭活动，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最终保守派取得胜利。
总之，商朝前期四次迁都，核心原因在于宗教改革，导致内战爆发，表现在史书上就是“九世之乱”。最终，或许为了避免内部争斗，或许由于气候原因，盘庚时期迁徙到了安阳殷地，此后商朝在此定都30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