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自从第一项改革措施“择官长”实施以后，各路按察使对不称职的官吏，“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明黜陟”、“抑侥幸”两项改革的施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改革遂受到多方面的攻击，甚至攻击改革派拉帮结派，是“朋党”。范仲淹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不为所动当庆历三年三月，范仲淹自陕西召回担任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任谏官，而吕夷简被罢相。四月，新任枢密使夏竦刚回到京城，即因受到谏官的弹劾而被免职。
北宋的著名学者，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时任国子监直讲，认为宋仁宗专心求治，范仲淹等积极进行改革，感到革新政局有望，遂作《庆历圣德诗》以抒发内心的喜悦，诗中称颂仁宗召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是“躬览(揽)英贤”；而“手锄奸栌”，则是暗指刚被罢职的新任枢密使夏竦。夏竦因此对石介和改革派恨之入骨。夏竦遂利用石介曾向枢密副使富弼上书，责以应像商代伊尹、西周周公那样，辅佐仁宗中兴宋朝之事，散布流言盖语，将石介原书中的“伊(尹)、周(公)”，说成是“伊、霍(光)”，意思是说，石介要富弻仿效西汉的霍光废掉当时的皇帝(昌邑王)另立新皇帝(宣帝)，还诬称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以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于大逆不道之罪。
其实，夏竦诬指的石介为富弻草拟的废立诏书，是夏竦指使其婢女模仿石介的字体所写的。宋仁宗虽表示不信流言，但也未对此事作出处理。范仲淹、富弼等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先前的担心似已应验，因此，他们开始谋求退路了。其时正值辽朝聚兵西部准备讨伐西夏，宋朝的西北边形势因而紧张，范仲淹遂乘机坚请亲自宣抚西北地区。
同年六月，范仲淹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出为河北宣抚使。两人虽仍各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的官衔，其实已不参与朝政保守派即乘机大肆攻击二人。庆历四年十二月，宋与西夏正式议和。宋仁宗本来就是因为“方陕西用兵”，与西夏作战，才“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现在宋与西夏已经议和，仁宗遂想乘机罢免范仲淹、富弼二人的执政大臣衔，宰相杜衍坚“执以为不可”，但范仲淹仍自请罢政事。
宋仁宗采纳宰相章得象的意见，故意“赐诏不允”，范仲淹却误以为宋仁宗仍想进行改革以更新政局，因而对仁宗挽留他继续担任参知政事上表谢恩，宰相章得象即乘机攻击范仲淹此前表示要辞去执政，是“挟诈要君”；章得象的党羽又攻击范仲淹自请罢政事，并非真心，而是“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庆历五年正月中旬，辽使到京通报辽与西夏的战事已经结束，以示对宋友好。
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宋仁宗认为天下已经太平，遂于同月下旬，将范仲淹、富弼和祖护他们的宰相杜衍，先后罢去宰执官职而出任地方官，短暂的改革遂告失败。此次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十项改革只实行了六项即半途天折，六项中除“均公田”、“省徭役”两项外，其他四项改革吏治的主要措施，都先后于庆历五年间被明令废罢而恢复旧制。“省徭役”虽未明令废除，但并县以省职役的措施也未继续认真执行，实际保留的只有对官员有利的“均公田(职田)”一项。
但是，“任子”确是“冗官”的主要来源之一，嘉祐元年(1056年)又下诏减任子，虽比“庆历新政”中的“抑侥幸”所减任子的范围要小，却也“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