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在亲政前期，实际上“嫔嫱已溢于昔时”,“金帛多靡于浮费”,不认真处理急政要务，而热衷于“宴安”。南宋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窝阔台汗病死后，蒙古内部忙于争夺汗位，直到淳祐十一年蒙哥继承汗位后，才又开始南侵活动，而且主要在西南地区，攻占大理，招抚吐蕃(今西藏)等地南宋的形势并不严峻，理宗唯务享乐宴安，及至末年又为贾似道欺蒙，从不以国事为重，然而国势危亡，已与北宋末年类似。宋元之际的周密称：“至(理宗)宝柏、景定，则几于(徽宗)政(和)宜和)矣”,正确地论述了理宗亲政后期的形势。
理宗前期宠幸贾贵妃，淳祐五年贾贵妃死后，后期又宠幸阎贵妃。阎贵妃与“内侍董宋臣表里用事，丁大全(后任丞相)又与董宋臣内外勾结。董宋臣“招权纳贿，无所不至”,人称“董闯罗”。宝祐四年(1256年)“时阎妃怙宠，马天骥、丁大全用事”。有人在朝门上写：“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宝祐六年二月，蒙哥汗率西路蒙军侵入四川，攻城掠地。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率军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时州治迁于此),知州王坚率部抗击蒙军，直至七月下句，蒙哥汗攻城时受伤而死，蒙军才解围。中路蒙军由忽必烈统率，八月才渡淮南侵，月末进抵长江北岸。九月初，忽必烈接到蒙哥汗去世的快讯，并请其北归以接汗位，他决定建功后才北归。遂渡江进围鄂州，但久攻不下。十一月下旬，又接到其妻察必所遣使臣急讯，告知宗室争夺汗位，请即北归以夺汗位。
忽必烈扬言直取南宋首都临安，作为渡江北归的掩护。身为右丞相在鄂州督战的贾似道，虽然接到合州知州王坚派人告知蒙哥汗已死于钓鱼山下的消息，但将信将疑，而对忽必烈直取临安的烟幕，却信以为真因而他不是指挥军民奋起抗击蒙军，促使蒙军退兵，相反派使前往求和，以割让长江以北土地及称臣纳贡为条件以议和。忽必烈随即遣使到鄂州谈判，因蒙军北归在即，他嘱咐蒙使见旗动即随军北上。宋、蒙双方正在鄂州城头谈判，协议尚未达成，蒙使见蒙军旗动后立即返回。由大理北上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兀良合台部蒙军这时也奉命撒围北归。
贾似道伪称击退蒙军，有再造功，遂专国政。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即位后遣郝经为国信使来宋告即位事，并提出尚未达成协议中的岁币之事，贾似道怕私自议和割地纳贡事暴露，遂密令淮东制置使扣留蒙使郝经于真州，不让他晋见宋理宗。沿江诸将常被以莫须有罪名罢职或下狱。景定二年六月，潼川(今四川泸州)安抚使、骁将刘整，以军需经费为蜀帅俞兴所阻，心生疑惧而降蒙。
忽必烈于七月间以南宋扣留郝经为背约，下诏南侵，但又忙于镇压内部叛乱，顾不上南侵，宋蒙又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景定五年(1264年)九月建宁府(今福建建瓯)教授谢材得，“考试建康(今江苏南京)”时，指出当时的严重形势，言权奸(贾似道)误国”,蒙古“兵必至，国(南宋)必亡”,被丞相贾似道以“其怨望腾谤，大不敬，窜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同年十月，理宗在南宋危亡在即时去世。
宋理宗除赞同经理襄阳城守外，可说是别无善政，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相与始终”。理宗“在位久，嬖宠浸盛，宫中排当频数，倡伎傀儡，得入应奉”。其为政正如周密所说与北宋徽宗相似，徽宗打着新学的旗号，进行腐朽统治，将北宋王朝送上了灭亡之途；理宗则是祟奉理学置大政要务于不顾，也将南宋送上了衰亡之道。史称“上(理宗)自临御，以终始崇奖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义理之学故得庙号日理”理宗崇奖理学，后代理学家也投桃报李，尽管其为政腐朽之极，还为他辩解说：“身当季运，弗获大效。”甚至说：“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元代理学家为宋理宗开脱罪责，可说是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