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西晋王朝如何处理内迁胡人?关于西晋王朝的“用夷”论

西晋王朝如何处理内迁胡人?关于西晋王朝的“用夷”论

自汉武帝元光年间,胡人就开始不断向中原内迁,而且势力逐渐扩大。

“汉以来,居住在我国西北和东北部边境的各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刘精诚《两晋南北朝史话》)

到了西晋武帝太康时期,中原王朝已经失去了南部地区以及原西汉朔方、并州西北部控制权。

少数民族的人口剧增,导致各种民族矛盾激化,最终胡人起义遍布各地。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西晋大臣江统,向朝廷上表《徙戎论》,提出将胡人迁出中原的策论,然而朝廷并未采纳,而是继续实行“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局面。

那么,西晋王朝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处理胡人内迁的现象呢?“用夷”论一说,又是如何贯彻的呢?

一、胡人内迁与迁徙戎论

1、胡人内迁由来已久

东汉以来,居住在我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历史上称为“五胡”内迁。

然而,就是这一次胡人的大迁移,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为中国古代史留下最黑暗的一页。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中原就与胡人有过接触,当时,赵武灵王攻降了一些匈奴部落后,遂向全国颁布了胡服骑射的法令,目的是找到对抗匈奴的办法以及学习对方的机动性。

公元前3世纪后期,匈奴已经壮大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首领“单于”带领下,不断朝南迁徙。

而此时的中国,正是秦始皇嬴政完成了中原统一之际,为了防止匈奴的进攻和骚扰,便修筑长城加以防固定。

公元前216年,蒙恬将匈奴驱逐至鄂尔多斯地区,头曼单于领军攻打甘肃西部的月氏,后来,冒顿单于继位,击败了东胡。

公元前201年,正值秦汉交替之际,冒顿单于率大军对太原发起进攻,汉高祖刘邦随即前往应战。

起初刘邦一路旗开得胜,高兴之余想乘胜追击,却不想中了对方诱敌深入之计,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来,陈平献计计,以行贿方式才得以谈判解围。

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亲率大军彻底将月氏击垮后,开始一路南下不断入侵汉朝边境。

汉武帝继位后,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发动汉匈战争,将他们驱逐出中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想要同月氏人联合,前后夹击对抗匈奴。

然而,张骞却被匈奴扣押长达十年之久,由此汉武帝的计划落空,只能凭自身的实力同匈奴对抗。

在对匈奴的讨伐中,汉武帝先后派遣大将接二连三的率兵抗击匈奴,发动了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将对方不断重创。

但匈奴始终却心有不甘,在李陵率兵远征蒙古之际,匈奴曾派大军不断围攻汉廷,使得汉朝远征计划失败。

恰在此时,匈奴内部因争夺单于称号也发生了分裂,以致再也无力发动外战。

公元48年,南方匈奴归顺汉朝,内迁于河套与汉族杂居,到了汉末魏初,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五个县共有匈奴三万人。

公元265年,司马炎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至此,胡人内迁规模空前绝后的高涨起来。

由于胡汉杂居现象存在,民族矛盾难免激化,胡人在民族歧视与压迫下,频频发生武装起义或者掠夺性战争。

如泰始九年,“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晋书》卷3《武帝纪》)

如太康七年,“夏五月,郡国十三旱。鲜卑慕容廆寇辽东”。(《晋书》卷3《武帝纪》)

除此之外,西晋时期,在民族意识冲突激烈时,还出现了胡、汉政治势力相互排挤和打压的现象。

眼看西晋政权岌岌可危,大臣江统向进惠帝提出主张,将胡人迁出中原回到原来居住地,以缓解民族矛盾,然而,这个主张只是美好的梦想,却难以实现。

2、《徙戎论》真的可行吗?

江统提出的《徙戎论》,在西晋可谓是一篇标新立异的奏表,其“还其本域”的真知灼见,连史学家柏杨先生也称它是一个“伟大方案”。

然而,中原遭受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入侵由来已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纵观历史,西周灭亡与犬戎有关,汉高祖刘邦与冒顿也有白登决战。

尤其西汉末年,关中因发生大量屠戮,使得百姓流亡居多,羌人便趁机开始不断内迁,出现了胡汉杂居现象。

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顺汉朝后,鲜卑、氐族、羯族也在这期间涌入关内,一时间出现了胡人内迁潮。

不过,由于当时民族问题并没有尖锐,对国家政权也未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到了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经济凋敝,使得人口急剧下滑,从东汉5600万人口,猝然跌至800万,基本“十室九空”。

由此,当权者开始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增加人口,比如诸葛亮南征孟获、孙权派卫温去夷洲,北方曹魏屯田,同时让胡人内迁。

最终导致胡人越来越多,基本占据整个关中人口的一半。

据有关资料统计,西晋时的人口虽然恢复到1600~2000万,但匈奴就占了40多万,这庞大的数字着实给中原朝廷造成威胁。

于是,胡人“之患让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徙戎”的主张,比如郭钦、傅玄、江统就先后上书皇帝,让那些异族回到原地。

可是,西晋当时立国不久,其朝野动荡、内乱不止,统治者根本无心对付外患问题,依旧采用息事宁人的态度,让胡人待在关内。

于是,永嘉之乱爆发了,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代。

这一时期更为混乱,北方大量少数民族开始大举入华,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与南方的东晋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由此可见,《徙戎论》的主张根本无法施行,胡汉杂居现象长达二百年之久,而且生活习惯已经部分或者完全汉化,如何能再迁出去呢?

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说:“这是一种趋势,或者说一个现象,如果要反其道而行之,几乎无此可能。”

因此,特殊的历史环境与背景,造就了胡人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如何协调各方关系,管理各部胡人成为西晋政权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西晋王朝的“用夷”论

1、以夷制夷

对于胡人的大量内迁现象,西晋统治者为了确保长治久安,采取了威恩并用的方式,就是以招抚与镇服相结合的民族政策。

由此,两汉以来形成的“用夷”策略,在西晋得以继续实施和贯彻。

以夷制夷,是贾谊最早提出的理论,这种方式可灵活运用相互结合。

其意思是,利用归顺的外族对抗威胁中国的其他外族。

或者联络和中国并没有从属关系的外族来对抗其他外族,比如汉武帝时联合月氏对付匈奴。

此外,还可以制造若干外族之间或同一内部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其不能团结自相攻击。

比如,泰始七年,匈奴单于刘猛叛乱,晋武帝派遣娄侯何桢讨伐。由于刘猛大军凶悍无比难以制服。于是,何桢将刘猛的左部督李恪进行了引诱,最终刘猛的叛乱被镇压。

2、以夷为兵

以夷为兵,就是中原地区的政治势力内迁的少数民族征为兵。

这种策略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出现,在其后的两汉三国时期,影响更是不断扩大。

在“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阶段,就是以夷为兵的例子。

司马越在讨伐司马颖时,其阵营中就有幽州刺史王浚、鲜卑、乌桓首领,以及并州刺史司马腾。

而存在司马越阵营中的乌桓和鲜卑夷兵,成了与司马颖对抗的骨干,而司马颖阵营中的少数族则是匈奴和羯。

3、化夷为民

化夷为民,就是中原的统治王朝以各种手段将内迁的外族编为平民,并向其承担劳役、缴纳税赋。

据《北狄匈奴传》中记载:“南匈奴部落随所居郡县,使宰牧之,与编户大同”。

而《马汗督诔》中也有记录“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

以上足以说明,明齐万年反叛时所带领的氐人,已经是受西晋地方官所统治的编户。

4、以夷为隶

以夷为隶,就是指中原地区的豪强大族将内迁的少数民族部落变卖为奴隶。

比如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曾建议郭敬诱卖胡人。而诸侯王司马腾以贩卖胡人为奴来“充军实”,可见当时掠卖少数族群为奴隶的规模有多庞大。

由上得出,西晋王朝对待胡人,基本都是接纳和并用政策,这个时期是中原第一次全方位胡汉融合、变夷从夏的时期,从而使其形成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完美促进。

总结

从中国民族关系来看,西晋时期应该说是一个重要转型期。由于胡人大量内迁入主中原,打破了汉族居中、四夷居边的局面。

在新格局的发展下,随之而来的是民族矛盾。然而,西晋王朝能够审时度势,以“用夷”论,发展了胡汉合作新形势,并形成“华夷共祖”的共识,其政治策略确实值得推崇与赞颂。

参考文献

1、《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研究》

2、《两晋时期北疆地区民族分布与迁徙研究》

3、《略论西晋时期的用夷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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