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4年，也就是武德七年，这时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愈发激烈，可以说已经公开化，这种对抗对朝局的稳定产生很大影响，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也是一筹莫展。这年夏天，为了避暑，也为了消除两个儿子争斗带来的烦躁，李渊决定到避暑行宫去散散心。当时还没有避暑山庄，所谓的避暑行宫就是长安以北的仁智宫，离长安并不远
皇帝外出，长安的日常事务依然是交由太子李建成处理，为了避免太子和秦王之间发生什么矛盾，李渊特意将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带在了身边。李渊以为这样的安排很周详，殊不知，一件更大的动荡已经在酝酿之中
李渊走后，李建成的两名属下朗将尔朱焕和校尉桥贡山就押着一批盔甲离开了京城。他们奉命将这批军备物资运送到安庆去，交给都督杨文幹。可是，走到半路，他们却突然向当地的官府“投案”，宣称有重大案情要上报朝廷，并指明要见皇上。当地的地方官不敢怠慢，就赶紧把二人送到了李渊所在的仁智宫。二人向李渊禀告，声称太子李建成要与庆州都督杨文幹趁天子外出之际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李渊得知后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相信太子会干这样的事，可恰在此时，庆州方面赶来一位官员杜凤举，也以同样的理由控诉李建成和杨文幹。一连串的控诉让李渊怒不可遏，可为了不打草惊蛇，李渊除了暗中调动兵马进行防备之外，还让太子李建成到仁智宫面圣。
都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远在长安的李建成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他的很多幕僚都劝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反了，可是他却听从了主薄赵弘智的建议，单身一人前往仁智宫请罪。见了李渊，李建成当然进行了辩护，《旧唐书》中甚至有：“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的记载，可见，当时李建成确实痛心疾首。可是李渊还是把李建成囚禁起来。囚禁李建成不算完结，事情毕竟要搞清楚，所以，囚禁李建成的同时，李渊命令宇文颖前往庆州，召杨文幹前来面圣。
宇文颖和杨文幹说了什么，史书中没有查到，《资治通鉴》中也是一笔带过：“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幹遂反”。按常理推测，杨文幹与太子勾结谋逆是死罪，他可能会反。但是，现在皇上也没有证据，只是暂时囚禁了太子，召杨文幹也是为了了解情况，他真没必要谋反。事情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真的打算谋逆了呢？作为太子死党，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就起兵谋反，这无疑是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也等于承认了谋反的事，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还真走不到那一步。
那他为什么要孤注一掷、起兵谋反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宇文颖没有说实话，不但没有将实情相告，反而添油加醋地将事态扩大化、严重化，再直白点说，杨文幹之所以起兵，就是被宇文颖吓的了
有人说，你这是在为李建成“洗白”，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谋逆的打算。其实，简单分析一下“李建成是否会谋反”，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一：靠山
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恩怨已久，李世民以军功为首，在军中享有很大的威望，继而将影响力扩展到朝堂，可以认为军队是李世民的靠山。
而李建成呢？李建成虽然有太子的名号，但是，李建成在威望上确实很难和李世民抗衡，他的优势就是“嫡子”，占了太子的位置，他唯一的靠山就是李渊。只要李渊不倒，他就始终是太子、未来的接班人。因此，李建成是不会拿自己的唯一靠山和皇位来冒险的
二：稳妥
李渊不但是李建成的靠山，而且还十分稳妥。
李渊当然知道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优劣，所以，他刻意打压李世民在军队的影响力。就像河北刘黑达起兵谋反，任他声势再浩大，李渊也坚决不用李世民。在刘黑达第二次叛乱时，李渊派出的人竟然是太子李建成，为的就是让李建成在军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当然，河北平息叛乱也确实为李建成增光不少，也可以想象李世民当时的不满
这不是李渊偏心，这就是“储君”的威力，皇帝必须要为太子清除一些力量。
在一切都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李建成有必要去自毁前程吗？
三：假设谋反
假如李建成要谋反，他会选择远在庆州的杨文幹吗？从庆州到李渊所在的仁智宫，路途遥远不说，一路都会遇到抵抗，有这个时间，李渊和李世民完全可以调动军队进行镇压，一个小小的都督，怎会是朝廷的对手？这种搞笑式的谋反连低智商的人都不会采用，更何况李建成和杨文幹
再退一步说，即便杨文幹成功，李建成控制长安，又能怎么样？一个空壳而已，李渊照样可以调动天下兵马进行围剿，李建成撑得住吗？
综合这三点就能看出，李建成根本就没有谋反的企图和资本
那这些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要看发生这些之后对谁最有利——李世民。当然，李渊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李建成“谋反”发生后，史料中记载，李渊已经有了废黜李建成的想法，而且还是当着李世民的面说的，但是，他也给李建成留了一条后路，就是将其降为“蜀王”，蜀地太小，即便李建成将来有心起兵，也很难对李世民的统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这等于已经承认了李世民太子的地位，因此，李世民兴高采烈地带兵去打杨文幹了。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又起了变故
李世民出征后，从朝廷大臣到后宫妃嫔，所有亲近李建成的势力都纷纷向李渊求情，并替李建成喊冤。李渊准备废黜太子也是正在气头上，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李建成确实没有谋反的动机，而这些前来控告的人又过于唐突和集中。表面看，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为什么偏偏都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还将矛头都指向了李建成呢？而且，关于李建成谋反的证据，除了这几个人的口述，唯一的证据就是运给杨文幹的那批物资。虽说太子私运军备物资确实违法，但还不至于因此而被废黜。
李渊也觉得自己有点草率了，可能只是有人抓住了太子运送军备物资的把柄，将其无限扩大，最终的目的还是太子之位。谁和太子争位？又有谁能布置这么大一个局呢？不言而喻了
李渊当即释放了太子，然后把太子和秦王“各打五十大板”，指责他们“兄弟不和”。一场震惊朝野的动荡就这样不了了之，这可能是李渊无奈的一种表现，但是，却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隐患：
太子若有罪，为何李渊会出尔反尔、保下李建成？
太子若无罪，那又是谁在陷害太子呢？
秦王若是无辜，为何也会被李渊指责呢？
这一切，李渊没有说破，但是，朝中大臣的心里明的跟镜似的！
这件事后，李世民利用外力推翻太子的计划宣告破产，也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李渊在，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就是万无一失。想在皇位的博弈中胜出，李世民只有另想它法。
因此说，李建成“谋逆案”的结束，实际上，是“玄武门之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