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自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乘太祖病危时夺得帝位，终于实现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即位后为三弟廷美，太祖二子德昭、德芳加官晋爵，对太祖廷美的子、女，也称皇子、皇女，以表示一视同仁，来减轻弟侄们的敌对情绪。又为宰相、执政大臣们加官晋爵以示安抚，使他们能更好地为新皇帝服务。然而，就在太宗认为他的帝位已经巩固，而且由他率军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建立了中原一统的不世功勋之后不久，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在攻打辽燕京(今北京)的高梁河战役中，当他中箭受伤落荒而逃、下落不明时，竟然发生了些将领想立随征的宋太祖的长子，本来有可能继承帝位的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的事件。
据载，太平兴国“四年，从征幽州(今北京)，军中尝夜惊，不知上(太宗)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闻不悦”说明宋太宗夺位已四个年头，仍有人对他心怀不满。本来此次北征宋太宗带着赵德昭，就可能是担心把他留在京城贻下后患，没想到在北征中自己只有一天下落不明，就有将领在溃军中要立赵德昭为帝，只是由于他很快到达涿州(今河北涿州)赶上溃退的大军，才没有演变成为现实。关于谋立将领名单，史无确载，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兵败受到责降处分的石守信、刘遇、史珪三人，都同太祖的关系密切。
石守信是太祖“义社十克弟”之首，宋朝开国第一功臣，且对高梁河之战并无具体过失，罪以“督前军失律”，南宋史学家李焘在编撰《长编》时注说：“守信失律事，《实录》、《正史》都不详。”而刘遇、史珪都是建宋后被太祖任为殿前司步军第一班直“御马直”的军官，史珪更是太祖刺探外事的亲信，对于此二人“所部兵逗挠失律”，李焘说：“《刘遇》、《史珪》传载失律事亦不详。”接着推测说：“恐《国史》或有所避忌”，显然不相信三人受责罚是因为“失律”，暗示与立赵德昭之事有关。上述事件的发生，使宋太宗感觉到太祖诸子的存在，对自己的帝位始终是个威胁，进而认为弟弟的存在也是威胁。
宋太宗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不知是否即是因此有感而发。同年八月，赵德昭劝太宗应该对攻灭北汉的将领行赏，他终于将隐忍多时的怒气发作，“上(太宗)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赵德昭知道灾祸降临，也许是为了避免株连亲族，回家后“取割果刀自刎”。而《国史》或《实录》的赵德昭“本传云：德昭好啖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李焘在编撰《长编》时，弃本传的说法而采用司马光所载，保留了宋初史官回避和隐瞒曾有人想立赵德昭为帝，德昭因而被太宗迫害致死的事实真相。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病死。赵德芳原是太祖病危时准备继承帝位的人物，他的死亡算是消除了对帝位最大的潜在威胁。太祖的两个儿子虽已死去，但太宗认为对他或他儿子帝位的潜在威胁还是有的，那就是弟弟秦王赵廷美。他想消除这个潜在的威胁，却又无隙可寻。也许是使他日后致死的箭伤(高梁河之战时中箭)频频发作的缘故，宋太宗觉得有必要尽早消除这种可能的潜在威胁。于是在太祖次子赵德芳死后半年，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指使他当晋王时就是亲信的柴禹锡告发“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另一个告发者，也是晋王府的旧人赵镕。在准备惩处赵廷美之前，太宗决定问计于赋闲多年的故相赵普。
赵普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宋太祖当初只是对赵普说起冯瓒有才能，是当世少有的奇士，想重用他。赵普就感到冯瓒对自己相位的威胁，不仅将他出为地方官，而且阴谋诬告，使其落得削官流放海岛的悲惨下场。而这只不过是不少类似事例之一。赵普终因擅权而于开宝六年(973年)被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后，他原指望能够重新起用，但却被授以太子太保荣誉衔留住京师，奉朝请而已。相反，太宗却给放还不久的冯瓒授官任职，也间接反映了太宗对赵普的反感。宋太宗现在要打击其弟赵廷美，终于想起心狠手辣而工于心计的赵普，而闲居“奉朝请数年，郁郁不得志”的赵普也感觉到重新掌权的机会终于到来。
所以，当太宗问他如何处理赵廷美时，他并不向太宗献计，而是说：“愿备枢轴以察奸变。”也就是说让我当宰相，由我办理此案。宋太宗没有表态。可能是赵普感到宋太宗最在意的是夺位的名不正言不顺，至于处理赵廷美的事没有他赵普也可以办好。于是他编造了一个后来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是说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重时，为防止骨肉相残，要宋太祖传位给二弟赵光义，赵光义(太宗)传给三弟赵廷美，赵廷美再传给太祖长子赵德昭，等等；赵普还说是他撰写誓书，藏入金匮。
宋太宗一听，简直是顿开茅塞，困扰自己多年的夺位合法性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宋太宗立即对赵普检讨说：“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这是指太宗刚夺位不久，赵普由河阳来朝觐时没有及时起用他为相，否则不用为此烦恼多年了。赵普随即以北宋时最高的宰相衔“侍中”任首相，而秦王赵廷美终于在赵普罗织的罪名之下，一贬再贬。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秦王赵廷美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雍熙元年(984年)正月，赵廷美终因“忧悸成疾而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