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昭武九姓在唐朝中后期的政治影响力，局限性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九姓胡人在各史籍记载中多是被描述为一个商业民族，但实际上昭武九姓族人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在沿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交往中，学习多种语言，凭借其语言上的优势成为外交使节及语言翻译，一定程度上充当和扮演了文化的创造者、沟通者、传播者的角色。
除了文化传递者之外，九姓胡人有其古老的文化根系及其独特的文化风尚，在文化上有其独特的地方，通过东迁入华，将其文化的独特性带到了我国的西北边疆，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促进了唐代多元文化的形成。
一些久居于此的昭武九姓胡商与汉人除了进行通婚生子外，通过其它社会活动都逐渐将汉族的文化内化于九姓胡人的内心情感与行为方式之中。
华夏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包罗万象并且可以融摄其他民族文化。昭武九姓在华后裔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汉化”的趋向，首先表现为姓氏的汉化，来华前或者刚入华时，昭武九姓胡人名字多为本土语言的音译，西域色彩浓厚，如安比失、何摩诃、米萨宝等。
姓氏与名字的读法也极具西域特色，但在黄河流域的长期居住使得中华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对其产生影响，后期的昭武九姓胡姓名中逐渐出现仁、孝、智等典型带有儒家文化内涵的字眼，足以看出昭武九姓胡人对汉族文化的认可与吸收。
此外，昭武九姓胡人在丧葬方面也逐渐显现出汉化的一面，改天葬、火葬等为土葬。昭武九姓胡人与汉人在彼此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和交往中，实现了不同文明、不同种族的和谐交融，既丰富了唐朝文化的内容，也为华夏文明走向世界、提升国际影响力做出积极贡献。通过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昭武九姓逐渐融入汉文化，并对汉文化产生了认可。
入仕官职的局限性
大唐王朝实行开明宽容的民族政策，为了使胡人在中原地区更好的融入到汉人的社会生活中、也为了让其在中原有一个可以入仕当官晋升的途径，从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维护唐朝稳定，唐朝专门设置了一种胡人科举形式——宾贡。
宾贡是一项考试制度，纳入科举范围，给予胡人参加科举考试一定特殊待遇。但即便如此，他们入仕的途径仍较为局限。
入华商队在行进过程中会逐渐涌现出不同的具有杰出才能的人，在集团内逐渐会产生身份与地位上的差别。唐廷依据昭武九姓胡人身份地位的不同会授予与之相对应的官职，但这些官职大都为闲散官，只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有些胡人会以质子身份入华，长久居住中原地区，这些质子在之后会被唐廷纳入正式的官僚体制之中，大都授予“天策军散兵马使”或“押牙”等官职。
例如《米继芬墓志》，就详细记载了其父以质子身份入唐并被授予官职的过程：公讳继芬字继芬，其父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祖讳伊任本国长史，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质京师，永通国好。特承恩宠，累践班荣。
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军卫大将军。公承质子，身处禁军。孝以敬亲，忠以奉国。从米继芬的墓志铭文中也佐证了昭武九姓胡人入华授职多为职位较高的散官。这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昭武九姓入华久居入仕都没有担任唐廷具有实权的高官，也没有真正进入过唐朝正式的官僚体系之中。
割据一方阻碍民族融合
昭武九姓族入华后，唐朝设置羁縻府州制度，最典型的即为河朔等六胡州地区。在这些地区昭武九姓以聚落为社会组织形式，虽然入华后与中原汉族人共同生活，民族交流广泛且纵深，两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胡化与汉化，但是，昭武九姓的这种汉化是保留了族性的汉化，昭武九姓胡人深刻保留着本民族的特性，即族性认同。
昭武九姓胡人入华分为两种，一种随着商队直接进入长安，这部分的胡人汉化较为彻底，另一种则进入六胡州地区，该地区的汉化一直推迟到贞观时期才完成。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多元，政策宽容开明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王朝。唐朝的繁荣发展同时对日本、朝鲜等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也是最为先进的国家。
唐时期的都城长安也是当时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极度发达的表现，得益于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长安城同时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一片繁华胜景。据史料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大约有三百多个，唐朝最突出也是最特别的就是民族政策的开明。
起初只是一支通商贸易的商队民族，到后来唐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怀柔开放的民族政策、稳定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等等这些优势条件吸引了大批昭武九姓胡商由此往返经营或是长期客居，与汉族或者其他民族融合，逐渐登上唐朝的政治舞台，对唐王朝的政治发展与政权更迭产生极大的影响。
昭武九姓作为中亚胡人，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汉人彼此影响、交织相容，“胡化”与“汉化”这两条并行不悖、彼此交错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通路也各有贡献、各具特色。
本文重点介绍昭武九姓在唐朝中后期政治发挥的影响力，从昭武诸国杰出的人物代表石敬瑭和安禄山史思明等，这些胡人或者成为唐朝统治者的谋士，或者成为极具军事才能、骁勇善战的武士，更或是成为影响属国经济发展的外交使团，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本国的政治倾向以及政治统治政策的制定。
再者是古代丝绸之路来往经商形成强大的昭武九姓集团，或者被其他民族侵略而内迁的昭武九姓部落，随着时间的变迁，天下政治格局的转变，依附于其他民族的昭武九姓集团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
最后论述昭武九姓整个整体作为政治主体影响了唐朝时期民族政策的制定，这是昭武九姓东迁定居到中原地区，为了更好的管理昭武九姓所实施的。
文章的最后对昭武九姓族在唐朝发挥的政治影响力进行了评价，除了政治方面，经济文化社会都对大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上的“胡风”与“汉化”，极大促进了中外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唐末五代时期昭武九姓军事集团的政治影响力
昭武九姓集团政治影响力还体现在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唐朝末年，唐王朝衰微，各地方藩镇割据相互攻伐兼并，虽在名义上还听从唐王朝的号令，但实际上早已各自为政，唐朝灭亡之后，各地方藩镇纷纷自立称号，形成五代。
这些王朝的建立除了后梁之外，都与一个军事集团密不可分——以沙陀三部为骨干组成的军事集团，有些学者也称其为代北集团。
沙陀建立了四个王朝政权分别为后唐后汉后晋与北汉，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沙陀集团中出现了康、安、曹、石、米、何、史等昭武九姓胡姓，据考证他们就是从中亚地区东迁中原的昭武九姓胡人。
唐朝时期，沙陀作为唐臣一直与唐交好，当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以后，沙陀归顺吐蕃且被安置在今甘肃张掖地区，而此地正为《唐书》中记载昭武九姓胡人居住之地。
后沙陀被吐蕃追杀，伤亡惨重最后落脚于灵州今宁夏灵武地区，而这里正是唐王朝将昭武九姓安置的地区，即六胡州地区。两次迁移都与昭武九姓融合居住，所以沙陀部落中的昭武九姓胡人不在少数。
后晋时期，沙陀被契丹人追杀，南迁后就与同样迁徙到当地的昭武九姓胡人慢慢联合，最后形成了沙陀三部落。
沙陀三部落中除了沙陀部落外其余安庆部与索葛（萨葛）部都是昭武九姓胡人的部落，所以昭武九姓胡人成为组成沙陀集团的一支强大的部落。昭武九姓胡人骁勇善战，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其本质又为擅长经商的商业部落，不管在什么方面昭武九姓在沙陀集团中发挥着重要的力量。
结语
总的来说，昭武九姓集团一直与沙陀密切融合，其身影一直贯穿了沙陀从形成到鼎盛的全过程中，昭武九姓在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被沙陀化，最终与原本的沙陀民族一起以沙陀三部落的名称在唐末五代乱世之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影响力。在最终昭武九姓胡人集团以沙陀的名义共同缔造了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