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阶段，农民军声势并不强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没有经过正式战斗训练，更想解决温饱问题，而非金銮殿当皇帝。这是起义军非常弱小的阶段。可是明朝却没能及时掐掉这个不好的苗头，而是让它肆意疯长。
这跟明朝当时面临的情况有很大关系。明朝中后期开始，一直有严重的财政危机。官绅皆不纳税，朝廷又要供养遍布各地的宗室藩王，皇室也挥霍无度。
万历年间，仓场侍郎赵世卿就曾上书皇帝：“太仓已入不当出。”可历任皇帝都频繁把手伸向国库。为敛私财，皇帝加征赋税，派宦官到全国各处，民怨随起。
即便朝中有官员劝谏，只能口头上遏制，无法真正控制皇帝的私欲。皇权至高无上，民间虽有怨言，百姓却无法对这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表示自己的愤怒。
朝政腐败，官场只求谋取私利。百姓疾苦，无人能为他们痛呼。边境频频用兵，国库不足，朝廷便加重赋税，掠夺百姓。
为躲避赋税，很多人将土地寄挂在豪绅大户名下，希望能减轻负担，却不料土地被趁机夺走，税收仍需承担。流民愈多，朝廷可收赋税愈少，国库日渐萎缩。万历年间，张居正曾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一定程度延缓财政危机。
当时明朝国库收入可达三百万两白银。张居正去世后，国库积蓄很快被消耗殆尽。财政危机，为后来明朝的形势变化，埋下诸多隐患。
明朝中后期时，百姓造反的事情并不罕见，正统、嘉靖开始，明朝多次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最终都被平定。也正是这个原因，一定程度造成明朝对这场起义在初期时的忽视。
而作为这场起义的源头，陕西情况又有不同。陕西是明朝西北军事重镇，当地驻扎有大量军队。明朝制度中，军队以屯田作为补充军粮物资的办法。
当时陕西一带的肥沃土地，都被军队占领，剩下那些贫瘠荒凉的土地，才归百姓所有。朝廷对陕西的赋税摊派又极重。有田赋、人丁税、草料税、盐税、茶税、畜税、牙税、当税等杂项税银。官员又趁机勒索。百姓生活异常困难。
当时的官场，不仅腐败，且能力低下，办事效率极低。衙门事务，大多由胥吏掌握。官员名在高位，手无大权，形同傀儡。陕西官场的腐败无能，不仅让百姓生活艰难，也让朝廷没有对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明朝末年的军队，也是危机重重。明朝开国时，以屯田满足军用。这些土地本就肥沃，窥觊者颇多。宦官成为较早侵蚀军营屯田的人。军营屯田数量不断下降。
明英宗时，战事增加，屯田无法耕种，朝廷拨款，为士兵发放军饷。随着明朝财政紧缺，士兵军饷经常被拖欠，各级官员又暗中克扣，底层官员可以得到的军饷更少。
随着灾荒频起，米贵钱贱，军士生活一样艰难，逃兵日益严重。军营士兵数量大幅度降低。嘉靖时期，京军仍有二十多万人，天启年间，京军不足九万。
万历时期，很多士兵又被调去修建工程，不大从事训练。崇祯时期，京军的军事操练已经停止。军队战斗力衰落极快。
陕西旱情本就严重，灾荒一起，百姓更是没有活路。农民起义便酝酿而成。很多士兵也加入起义军中。这些人跟农民军不同，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们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朝守军的战斗力。再加上陕西当地又多高山，起义军跟官府交战，稍有不利，就躲入山中，无法剿灭。
从天启到崇祯时期，朝廷内部争斗严重，党同伐异，内外大事，很多都被耽误了。况且当时明朝又要面对北方关外的军队，根本无暇顾及陕西当地的农民起义。
直到崇祯二年，崇祯皇帝才派遣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负责处理此事。杨鹤认为农民造反，都是因为朝廷没有处理好饥荒民生问题，应当安抚百姓。
所以杨鹤带着崇祯从私人库房里拨出的十万帑金，以及藩王资助5万两白银和两万石粮食，适应招抚政策。这笔银子跟陕西灾情相比，确实不够。屋漏偏逢连夜雨。
崇祯三年、四年，陕西都有严重旱灾。四年冬季，陕北又出现雪灾，人畜死伤大半。崇祯五年，饥荒爆发，西北又爆发蝗灾，向关中、长江、淮河等地蔓延。
杨鹤主张招抚的政策无法推行，而朝廷内部，其实一直有主张以军事围剿的官员。杨鹤被逮捕入狱。但因崇祯遇事急躁，急于求成，朝廷政策一直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内外积弊，农民起义军终成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