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人历来都很重视祭祀活动，古代君王的庙号也是与祭祀活动有关的，李世民的庙号便是唐太宗。但要知道只有君主死后，后人才会给他立庙进行祭祀，那魏征为何会在李世民活着的时候，在奏疏中称呼李世民的庙号呢？
为江山打下基业的皇帝，会被后人在庙号中加入“太”字。功绩甚高的皇帝，会被后人在庙号中加入“高”字。被世代祭祀的皇帝，后人会在他的庙号中加入“世”字。中兴王朝的皇帝，会被后人在庙号中加入“中”字。
此外古人还会根据已故君王，曾做出的功绩，在庙号中加入不同的美谥。给已故皇帝上庙号，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情。最初并不是所有皇帝都有资格享有庙号，只有那些大功大德的皇帝，才有资格享有庙号。比如汉朝一共有二十九位皇帝，有资格享有庙号的却只有七位{西汉四位，东汉三位}。
汉朝以后，已故皇帝庙号的评定标准逐渐被放开。到了唐朝，庙号则成为了已故皇帝的另一种别称。随之唐朝的所有皇帝死后，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庙号。
唐朝皇帝的后人，也开始不再称呼已故皇帝的谥号{谥号太长}，改为称呼他们的庙号。比如李世民的唐太宗，李治的唐高宗，都是他们的庙号称谓。
唐朝贞观中期，李世民在杜如晦、魏征等人的辅佐下，将唐朝经济、军事实力发展到了新高度。李靖、侯君集等名将，解决了突厥边患后，大唐呈现出了太平盛世的景象。
眼见自己开创一代盛世的李世民，开始逐渐放纵自己，变得骄奢淫逸起来。眼见李世民大修宫殿，四处巡游天下，劳民伤财的魏征，出于忧虑便面呈给李世民一份奏疏，这份奏疏便是《谏太宗十思疏》。
李世民去世后，最初用的谥号是大唐文皇帝{文帝的历史地位高于武帝}。随之唐朝史料中便开始以大唐文皇帝称呼李世民。
到了公元674年，李世民的后人可能觉得只用文皇帝称呼李世民，无法彰显李世民全部功绩。于是李世民的后人又在李世民的谥号中加入了“武圣”二字{大唐文武圣皇帝}。
等到公元749年和公元754年，李世民的后人又分别在李世民的谥号中加入了美谥。两次加完美谥后，史料对于李世民的称呼变成了：大唐文武大圣皇帝以及大唐文武大圣大广皇帝。
李世民对唐朝的功绩，是被加强过后的谥号阐明了，但太过繁琐的谥号却不便于民间称呼李世民，也不便于史官将李世民的生平事迹纪录于史册。因此唐朝百姓索性就不称呼李世民的谥号，改用唐太宗的庙号来代指李世民。
为了方便记载李世民的生平事迹，史官也开始在史书中用庙号来代指李世民，但要知道这可是在李世民故去多年以后。虽然庙号也是尊称，但在李世民还活着的时候，臣子用庙号来称呼李世民显然是犯了僭越之罪。因此魏征在给李世民所写的奏疏中，根本就不可能用到太宗的称谓。
其实奏疏中太宗的称谓就像是书籍的目录，是为了帮助第三者理清承接奏疏者的关系。魏征知道奏疏是自己写的，李世民也知道奏疏是写给自己看的，那魏征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呢？
因为奏疏中太宗的庙号称谓，根本就不是魏征亲笔所写，而是后世史官添加的。史官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后世之人了解这段历史，知道奏疏的承接者是谁。
古代的奏折、公文鲜少需要写出标题，就连《谏太宗十思疏》的标题，都是后世史官在整理记录魏征奏疏时，所添加的补注。
古代奏疏开篇，应该以“臣”字开头，随后再加上上奏官员的爵位与官职。官员阐明完自己的官职爵位以后，才会书写奏疏的具体内容。最后作为臣子还要在奏疏的最后写上，诚惶诚恐，叩请圣裁等内容。因此魏征呈给李世民的奏疏中，通篇都不会出现太宗一词，应该出现的是圣躬、圣裁等尊称。
之所以会在魏征的奏疏中出现太宗一词，还是因为李世民和魏征都是历史名人，史官想阐明这份奏疏书写时的背景，以及承接之人到底是谁。史官将这篇奏疏录入史籍时，李世民早已去世多年，史官以太宗庙号来尊称李世民，也符合历史惯例和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