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胡惟庸，大家率先想到的就是刘伯温之死，以及胡惟庸权倾一时的盛况，可是，胡惟庸的一生也充满悲剧色彩，起码，在刘伯温死后，对于朱元璋来说，胡惟庸的利用价值就开始“缩水”了，而且，胡惟庸显然低估了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对权利的痴迷......
明朝胡惟庸当了宰相，仅仅执政两年半，就于洪武十三年正月被杀，这是为何？最早看这个解释，是在一篇野史中，有一个“云奇告变”的故事，讲述了胡惟庸的死因，然而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
云奇告变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洪武十三年的夏天，这一天位居中枢左丞相的胡惟庸，请朱元璋驾临到他府上观赏一口泉（也就是一口井）。据说这井里的泉水像美酒一样香醇清新，真有这样奇特的神泉吗？朱元璋很好奇，决定亲自去看一下
这一天是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可护卫他的车队走了没多远，有人从道路旁边冲出来拦驾。卫士以为是刺客，冲上去对此人拳打脚踢，事实上这人根本不是刺客，他只是一个宦官，西华门的内史云奇。挨了一顿乱打，云奇奄奄一息，可他的手却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多精明的人，心想这里面有事，旋即转身返回西华门登楼远望，这一望可把朱元璋看出了一身冷汗，他瞅见不远的胡府亭台上站了许多披甲执剑的武士，埋伏在走廊和墙后。这明摆着，胡惟庸要造反，要暗杀自己。朱元璋急忙派兵前去围剿，三下五去二就逮捕了胡惟庸，将其正法，而那位大忠臣云奇，被打后伤势过重很快死了。
这就是历史上传说的“云奇告变”，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历史上的胡惟庸是否真有谋反之心呢？
朱元璋时期最出名的案件就是所谓的“胡蓝党案”，即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本质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大开杀戒，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再直白地说，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是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局。
由于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开国元勋的特殊贡献与地位，势必形成相权和将权分割皇权的现象，这对于朱元璋这个权势欲极强、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权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将们，以为开国有功、飞扬跋扈，如果不加以惩戒，那么他的子孙继位后，局面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就这样，彼此间的矛盾激化了，或者说是朱元璋主动激化了这层矛盾，当朱元璋起了杀心的时候，这些人还蒙在鼓里。
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以他们为突破点，然后蔓延株连，把那些能够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以及那些有潜在威胁的元勋们，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处决，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页。
当然，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问题，不少人居功自傲、肆无忌惮，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洪武六年，朱元璋鉴于开国元勋多依功犯法、凌暴乡里，地方官又奈何不得，他十分不满，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元勋的条令，凡是公侯家人，仗势欺人、侵夺田地财物者，或私托门下影投差徭者，处以斩刑。这种做法似乎和战国时期的传统相似。法律条文要用铁榜这种古老的形式来公布，一方面说明那些被封为公侯的开国元勋们，依仗功劳权势、违法乱纪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另一方面说明主张“治乱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们过于放肆。在这个禁令中，已经隐约透露了日后要毫不留情地清除的信号。
胡惟庸发迹史
朱元璋成为开国皇帝后，昔日的谋士李善长出任左丞相，猛将徐达出任右丞相，徐达带兵在外作战事权，实权操控在李善长之手。李善长是在朱元璋半路接纳的一位谋士，在帅府决断进退赏罚章程。朱元璋称吴王时，他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干。洪武元年，顺理成章地担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当他的儿子被皇帝召为驸马后，权势更为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权力过于膨胀，从而威胁到他的皇权是有所防备的，他有意撤换李善长，为此向国师刘伯温请教合适人选。
朱元璋对刘伯温颇为信任，当然，为撤换李善长而征求刘伯温意见，也许是对刘伯温的一种试探。刘伯温虽然受到李善长的排挤，但出于公心，仍然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可朱元璋心意已决，两人对话时，朱元璋给出了多个人选，可惜都被刘伯温一一否定，其中就有胡惟庸。在刘伯温看来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朱元璋请刘伯温出任丞相一职，可是遭到刘伯温的断然拒绝。他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在朝廷是很难施展手脚的。
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选择了胡惟庸，一个没有谋略却精于婀娜奉承、玩弄权术的小人。
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洪武三年，因李善长的提携，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替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为右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明史》中记载：
帝以胡惟庸有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勉，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赠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这分明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大将军徐达得悉他的行径，于是就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虽然未能得逞，其毒辣的小人心态却暴露无遗。他自持与李善长关系非同一般，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愈发肆无忌惮。
刘伯温之死
刘伯温鉴于在朝廷难以立足，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怕遭到政治迫害，索性隐居山中，不再参问政事。但是有句话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想逃避现实，但政治斗争的漩涡仍然把它卷了进去。
胡惟庸获悉，刘伯温曾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当时胡惟庸以左丞身份掌中书省事，指使亲信官员攻击刘伯温，无中生有地诽谤刘伯温用有“王气”的地方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刺激朱元璋的猜忌心理，结果刘伯温当即被剥夺了官禄。刘伯温害怕带来更大的祸水，赶赴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并且留京不归、以明心志。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刘伯温大为悲泣：“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从此忧郁成疾，没多久就去世了。关于刘伯温的死，后来胡惟庸案发，有人告发说，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毒死的
朱元璋后来与刘伯温的儿子谈起此事，把责任全部推到了胡惟庸身上。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刘伯温的死其实就是朱元璋一手策划。朱元璋先是利用胡惟庸与刘伯温的过节，除去了刘伯温，之后又将这种责任推到了胡惟庸身上，这其实是标准的“嫁祸”。
胡惟庸的沉沦
“兔死狗烹”是君王的管用手段，只不过当时胡惟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继续专断独行，这使得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加明朗。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吟诗作对，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并不十分明显；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洪武十三年中旬，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说起，当时藩属国前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有上报给朱元璋，这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给捅了出来。朱元璋龙颜大怒，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这两人磕头认罪，申明说这个事情应由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礼部；朱元璋质问礼部，礼部又推向中书省，说这事应该由中书省负责！这可把朱元璋气坏了，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下狱。
按说，这只是官员们的一次疏忽大意，可朱元璋却不这么想，他感觉受到一伙大臣的蒙骗，自个儿完全被架空了。这朝廷还有谁可以信任？所以他必须查，而且还要查清楚，然而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没办法，只好找个替罪羊，找谁呢？倒霉蛋汪广洋，朱元璋将他赐死。
这事儿到这儿，也就算过去了，谁知道又节外生枝。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在汪死后自杀殉夫。朱元璋认为这个女人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这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他是犯官之女，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他下令审查6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这么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都想找个人把罪名扛下，让自己从是非堆里解脱出来。
古代的大臣，别的会不会，揣摩圣意绝对是得心应手。从汪广洋的死中，大臣们隐约读懂了朱元璋的意思。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反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出有谋反的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为了把罪网罗织的更大，奇怪的事发生了。在胡惟庸死后，他的罪状反倒逐步升级，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要将与胡惟庸有关的人员一网打尽。明朝最大的隐患就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因为大家都知道，“通敌”在历朝历代都是“斩立决”的罪名。于是，胡惟庸死后罪状竟然升级为“通虏通倭”
平心而论，胡惟庸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却完全是无辜的。胡惟庸一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清除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不满、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大开杀戒
洪武二十一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联系，打算向北元借兵10万，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
同年5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了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会牵连进来，与此同时，他的家奴罗仲谦以及陆仲享的家奴封贴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享、毛麟、赵庸、郑遇春、黄斌、陆聚、金朝兴、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人达到3万之多。
尤其是李善长，其一门70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之后，解缙上疏为其伸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时的第一功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朱元璋看了以后没有批准，但是也没有发火，由此可见，在他心里也觉得李善长是冤枉的。
尾声
从根本上说，胡庸案的发生来自于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已经形成，在农民战争期间，他为了防止部下将领叛乱，在将领出征时，就将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饶是如此，朱元璋也没少经历部将谋判的事件。
一个出身卑微的流方僧，当了皇帝以后，权力欲如此强烈，丝毫容不得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大张旗鼓地罗织罪状、杀戮功臣，必欲“除恶物尽”方才罢休，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涉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成为刀下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