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6，南宋朝廷奉表降元。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宋室三宫人员北迁大都。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宋室到了元大都。他亲眼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真实一幕，也亲身经历了宋室北上大都的生活。
对于历史事件，有专门的史官会进行记述，史官往往会客观地秉笔直书，记述人物言行、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等，但对于历史事件中人的情感心理不会做过多的描写，史官也不会添加个人主观情感。
汪元量，南宋宫廷琴师，又是一名精通音律的词人，以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独特视角，记录下了宋元易代时的真实历史事件，并以文人特有的细腻笔法和情感体验艺术化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之处。
汪元量，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生，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末年诗人、词人，著名琴师，精通音律。
清代厉鹗《宋诗纪事》记载：“当度宗时，（汪元量）以善琴出入宫掖。”度宗，即是宋度宗，南宋第六位皇帝，1264-1274年在位。据此推断，汪元量在入宫时大致在二十多岁。汪元量入宫时，南宋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
南宋理宗瑞平二年（1235年），元朝军队正式进攻南宋，从而拉开了攻灭南宋的战争序幕。经过长达40年的战争，至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秋，元朝三路大军已逼近南宋都城临安。
1275年的元宵节来临之际，临安城中的灯光依然如往年那样璀璨。城外已是大兵压境，城中百姓人心惶惶，虽然有节日的衬托，但人们没有什么心情欢度节日，氛围大不如前。
而就在几天前的朝会上，主持朝政的谢太后也发现宫廷大殿里很多平日参政议政的大臣都不见了，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很多大臣都已携家带口逃离了临安，连左丞相留梦炎也跑了《宋史》记载如是记载此事：“京朝官闻难，往往避匿遁去。”
汪元量在元宵节这天耳闻目睹了临安城宫内宫外的景象，这一切让他深有感触，随即写下了词作《信言玉女·钱塘元夕》：
元宵节是宋代的法定节日，元宵放灯的时间为期三天，正月十三日就开始放灯。
与汪元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家吴自牧，曾写过一本介绍南宋城市风貌的著作《梦梁录》，书中生动地记载了临安城的元宵节盛况：“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对支所犒钱酒。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
南宋临安（杭州）的元宵节日氛围，也是早早就拉开了帷幕。正式的闹花灯时间尚未开始，市民们已先试着放灯，街市上也已开始销售各式各样的花灯。杭州城的街市上也会出现很多支歌舞队，表演傀儡、杵歌、竹马之类的节目，表演者们身着节日盛装，大户人家经常邀请这些歌舞队前往表演。
南宋临安城的元宵夜晚，从宫廷到民间，各种花灯争奇斗巧。宫廷的花灯无疑最为豪华，一款出自宫廷匠人之手的名为“琉璃灯山”的花灯，高五丈，上面有各式人物，由机关控制，活动自如。至深夜，临安城乐声四起，放烟花百余架，烟花将城市的夜空点缀得绚丽多彩、美轮美奂。
临安元宵节是南宋词人常写的题材，有的词作是借元宵节渲染临安的歌舞升平与繁华；有的却从临安城元宵节的今昔对比中，寄托身世之感、兴亡之叹，如刘辰翁的词作《永遇乐·璧月初晴》《忆秦娥·烧灯节》等歌词。
回到汪元量的元夕词中，很显然，这首词作更具有特别的意义，与别的描写临安城元宵节的词作都不相同。因为这首词作于临安城被围之日，是词人耳闻目睹之后的实景写照，字里行间透露出更多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词作起句“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写词人眼前的元宵夜依然一派热闹景象，但跟谁一起赏玩呢？大兵入境，临安被围，城内人心惶惶，苦中作乐，显然这个元宵夜已经蒙上了与节日不相匹配的悲凉色彩。
接下来的六句，是词人漫步临安街头的所见所闻，分别从台馆、青山、江潮三处落笔，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意象。
第一层是“月台花馆，慨尘埃漠漠”二句。
词作小序中写道“钱塘元夕”，钱塘是临安城的别称。这两句写在元宵夜明亮的月光下，城内台馆依旧林立花丛中，被各种节日的花灯装扮一新，却已经弥漫着敌骑的尘埃。词人的弦外之音是：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临安城上，城市的繁华只是表象，潜伏的危机已经来临。
第二层是“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洛”两句。
青山如洛，就是指青山如常、青山依旧，这两句透露出凄凉的意味。字面上指元宵节的繁华已逝，只有青山依然秀美。词人明写临安城元宵节的繁华今不如昔，实则指宋朝昔日的整个太平景象已荡然无存。这是词人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深切体会。
第三层是“钱塘依旧，潮生潮落”两句。
词人来到城外的钱塘江边，目之所及的钱塘江汹涌澎湃、潮涨潮落，壮观景象依旧如故。词人似乎在幽怨江潮的无情：钱塘江不关心人间兴衰。
这首词的上阕写词人在临安城的所见所闻，而下阕则是空间的转换。词人漫步临安街头，倍感凄凉，他无心再看，然后又回到宫中，并写下了他看到的三种宫内景象：灯光、玉梅、昭君三。
第一层是“万点灯光，羞照舞钿歌箔”两句，先写往日的元宵节万点灯火。
不管是宫内还是宫外，往昔的元宵节到处都是火树银花、张灯结彩，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如今却是美景不再的场面。“羞”字极为传神，因为感觉到“羞”的正是词人自己，这是词人的情感体验和感官映射。宫内的珠光宝气与宫外的万家灯火交相辉映，这种场面越是华丽，词人内心越觉得羞，这两句最能反映词人独特的视角和心理活动。
第二层是“玉梅消瘦，恨东皇命薄”两句，东皇指春神。
词人看到宫中的梅花也已凋残，梅花似乎也在怨恨春天流逝，其实这两句也暗指宋室妃嫔们的自叹。汪元量作为琴师侍奉后宫，以其精湛的琴艺和卓绝的才华深得器重，而宫闱中有如王昭仪（王清惠，后文会写到）等人也是精通音律之人。
第三层“昭君泪流，手捻琵琶弦索”两句。
捻，琵琶弹奏指法之一，用左手手指按弦在柱上左右捻动。这两句还是写后宫妃嫔，词意要比第二层更深。后宫中没有节日应该有的喜庆气氛，而是一种低沉哀伤的压抑之情。南宋的后宫妃嫔们也预感到了王朝的命运，一股悲凉的气氛笼罩在后宫中，她们无能为力，只能以“手捻琵琶弦索”这种方式度过元宵节。
全词在“离愁聊寄，画楼哀角”的苍凉余音中曲终阕尽，缓缓落下帷幕。这两句写后宫的妃嫔们满腔愁怨无处诉说，只能寄托在那幽咽的号角声中。
有离愁的人不光包括后宫妃嫔，也包括词人自己，更是整个南宋宫廷的象征。在元宵佳节里，本来应该是笙箫歌舞宴乐的场面，作为琴师的汪元量此刻应该正在移宫换羽、拨动琴弦为宴乐助兴，而事实却是画楼里传来凄楚幽咽的画角声。
彼时彼刻，从元宵夜晚的楼阁中传来的哀鸣的声音正是宫廷内外所有人的心声，也正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南宋宫廷的真实写照。
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丞相伯颜率军攻至宋都城临安东北的皋亭山，宋朝谢太后上传国玺出降。
二月，元军入临安，宋室三宫皆被元兵俘虏，史称“德祐之难”。三月，宋恭帝、后宫妃嫔、宫女、侍臣、乐官等三千余人被押解北上，宫廷琴师汪元量也在其中。他们在北行途中，夜经淮河，舟中有一位宫女弹琴，琴声凄婉，如怨如诉。
汪元量听到琴声，触发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秘角落，眼前的一幕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于是写下了这首《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
全词以“鼓鼙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起笔，大意是说：战乱的繁鼓声，惊破霓裳羽衣的轻歌曼舞，海棠春睡的亭北，骤然一阵凄风苦雨。这样的起笔，格调饱含深意，因为词人借用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的典故来写南宋亡国的巨变。
历史是何其的相似，当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唐朝宫廷依然沉浸在霓裳羽衣曲的旋律中，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就是在这种景象中安史之乱爆发。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词人借古写今，以唐代安史之乱为切入点。直接指出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没有从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中汲取教训，导致江山易代，最终沦为阶下囚的屈辱与痛苦。宋元易代是词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更是令词人万分震惊的事情。
以下三句，兼用金人滴泪的典故写宋元易代、宋室北上的悲哀，词人用四字概括，形象而贴切。宋室受降之后，三千余人被押解北上，千里迢迢，行程苦不堪言。
接下来三句紧承上句，是词人对抵达北地之后困苦生活的设想。继而又回顾自城陷国破以来的情景，大意是说：骆驼背上，摇摇晃晃泪眼模糊，押解的铁骑，一路巡防一路催逼，惊悸不定从朝到暮。
上阕后四句大意是说，故都啊，城外一席冷宴，辞别得那么仓皇急促，北上的锦帆龙舟，空载衰残的春色归去。这几句是词人引用历史典故，对“苦”字的表象与含义的反向阐释：当年隋炀帝从洛阳出发，沿大运河南下巡幸江都（扬州）时所乘的舟船，极尽豪华。
而汪元量和宋室一行正好是北上，南下和北上在词人眼里都是亡国之事，词人笔下载春归去的船只，也极具象征意义。宋室北上的出发时间，正是三月，暗指宋元更迭的时间节点。这几句既是北上行程的实况写照，又是南宋国运已尽，词人无力回天的感慨。
下阕写船经淮河时词人的感受。开篇三句大意是说：远望江南如画的半壁江山，可叹江淮两岸拱手相送，已非吾土。
词人在船上放眼望去，淮河两岸的风景是如此优美，然而词人此时看风景的心情是复杂的。南宋半壁江山已经改朝换代，身后的故国渐行渐远。
“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大意是说：受降城下如茫茫秋霜白草干枯，北去的残余生涯将是无尽的凄凉酸楚。这三句还是词人的设想：他想到以后的生活，不禁悲从中来，心中不禁泛起阵阵酸楚。
“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这三句写词人的目光由远及近，不再是回顾身后的故国，而是将目光移向舟船。此时已是深夜，词人看见在狭窄、逼仄的舟船中，妃嫔、宫女们拥挤入眠。
曾经的尊卑有序不复存在，如今她们有着相同的身份——阶下囚。舟船中主奴难辨，不分宾主，这三句从家国命运写到个人遭遇，是南宋后宫妃嫔和词人被俘北上的历史纪实。
词作最后三句写词人的目光聚焦在弹琴的宫女身上：此时的淮河水面静寂、幽旷，唯独那位同样愁肠满腹的宫女，在孤灯下抚弄着琴弦，奏出如怨如诉的琴声。
这琴声回荡在水面，回荡在词人耳边，撩拨着词人忧伤的心绪。全词在“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中曲终阕尽，这三句照应序言“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以幽旷的琴声收束全篇，意味深远，读来耐人寻味。
这首词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读来让人动容，上阕重在铺陈背景，下阕紧扣主题，着重展示宋室成员被俘北上、舟行淮河时词人的见闻和感受，词作在写作手法上也极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虚实结合，舟行淮河的见闻和行程是写实，回忆和设想是写虚；二是时空拓展，将宋室北行的行程从行前写到当下，又写到今后；三是感情基调的统一，贯穿全词的是惊和苦的悲凉感情。
这样的写作手法避免了词作在章法上的平铺直叙，显得跌宕起伏而又真切感人。词人以抑扬顿挫的旋律、流畅奔放的文笔，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做出了周详而细致的描述。可以说，这首词是声情并茂、情景交融的文学艺术珍品，也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历史纪实。
由宋入元的山河之恸，在同时代的词人笔下都有反映，如王沂孙、张炎、周密、蒋捷等人，但他们的词作大多是咏物词。汪元量的这首词则不同，他将自己亲历的一幕做了记述，这就是：宋室一行3000余人被俘北上，舟船经过淮河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会。
前文说到的王昭仪，就是王清惠，她在南宋末年被选入宫中，做了宋度宗的昭仪（妃嫔的称谓），王清惠也精通音律。被俘前，汪元量曾作为琴师，侍奉宫廷，得识王清惠，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好的。
宋末词人刘辰翁在《湖山类稿序》中对汪元量如是介绍：“侍禁时，为太皇、王昭仪鼓琴奉卮酒。”同时代的词人赵文在《书汪水云诗后》也说汪元量：“尝以琴事谢后及王昭仪。”
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室被元兵俘至大都，王清惠和汪元量都在其中。北行途中经过汴梁夷山驿站时，王清惠曾作《满江红·题南京夷山驿》一词：
王清惠的这首词写得很符合她的身份，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词作从追忆往昔和当前处境入手，写出了自己的惋惜、悲痛、惊恐，也写出了北上之行的凄苦，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性格写进词中，感情真实，声情并茂。
词作一出，为世传诵，文天祥、邓光荐都有和作，当汪元量到达大都后，有感于王清惠词作的感染力，写下和词《满江红·和王昭仪韵》：
遵循原词的韵律，依次押韵又要避免声韵的拘束，还要与原词的意思接近而又不能重复雷同，这是作为一首和词最基本的两个要求。
汪元量和王清惠在宫廷中相识，那时汪元量只是一位琴师，而王清惠是昭仪，身份地位不同。宋室北行，两人都在其列，此时却是相同的身份和处境，一路患难与共，他们之间早已没有了以往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别，更多的是患难与共、惺惺相惜的友情和知己之情。
两首词作的上阕都是追忆昔日宫廷的繁华生活。虽然都是追忆往昔的繁华生活，但是两首词还是有不同之处：王清惠作为昭仪，主要回忆自己的得宠和幸运；汪元量是宫廷乐师，他主要追怀的是宴会欢愉的场景。
如开篇三句写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其实是借喻南宋宫廷欢宴的逸乐场景。再如“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两句，写宫廷宴会通宵达旦，参加宴会的人都尽情享用，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不觉晨曦已照进宫楼。这两句写宴会的持续时间长。
接下来的“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词意急转直下，喻指元兵南下，逼近临安，一切繁华景象顿时烟消云散。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王清惠、汪元量都直接化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王清惠说“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而汪元量用“黑风吹雨”的意象代替唐代历史典故，在表达手法上更含蓄一些。
下阕是汪元量设想王清惠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共四句，每句三个字，以急促的音节，富有律动性的节奏，抒写王清惠北来后家书断绝，肝肠欲断、情难自禁的悲苦心境和王清惠那剪不断的浓浓乡愁。
“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两句又将词意推进了一层，从个人情感转向家国遭遇。杜宇是杜鹃的别称，杜鹃啼血也是出自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杜鹃啼血常作为亡国之恨的象征。词人在此处喻指南宋灭亡，进一步加深“肠断处，心难说”的内涵和深度。
“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两句，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十四个字将南北两宋的亡国历史作了高度概括。东汴水代指北宋都城汴梁，西湖月代指南宋都城临安。同时，“西湖月”三字也含有乡愁，在行文上又呼应“人去后”四句。
结尾三句，汪元量回应王清惠本人及其原词，因为王清惠的原词结尾句有“泪沾襟血”的哭诉。汪元量的“有谁知”这个问句，包含着“无人知”和“只有作者知”两层意思，极其酸楚，极其悲伤，读来让人破防。
“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相对应，词人以破镜比喻亲人离散，兼喻宋元易代的史实。汪元量的这首词是王清惠《满江红》的和词，挥洒自如，用词贴切，词意与王清惠原作高度契合，毫无违和感。
汪元量该词不失原唱中应有的含义，又倾诉出守望相助的知己之情，也展现了词人的内心世界，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得淋漓尽致。从命题和用笔上来说，这是一首成功的词作，这也是作品蜚声词坛，为人传诵经久不衰的原因。
宋室一行三千余人，抵达大都后，又远戍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浩特）、居延（今甘肃张掖）、祁连山等地，汪元量也在其列，每一处都写下了诗词，他用这种方式记录下了一段难忘的历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离开临安已经十三年的汪元量出家为道士。在元大都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汪元量借给元世祖弹琴的机会，恳请南归，得到同意。1299年，年近花甲的汪元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钱塘。此后余生，他往来于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以特有的视角和情感写下了大量诗词，记述了南灭亡后的所见所闻和现状。
若从文学的角度评价，汪元量历史题材的诗词不如杜甫的诗歌那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汪元量诗词中的历史细节，又是极其珍贵的。汪元量作为一位亲历者和见证人，记录了他在宋元更迭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尤其是南宋王室北上的遭遇和经历，那就是一部鲜活的历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词人作为历史车轮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将自己的情感和主观意识融进词中。汪元量的词作既有史家的纪实，又有词所表达的独特情感。他以词为史，写出了宋元易代的历史厚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