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林屋公子《周朝八百年》系列036）
前文我们提到，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中关于纣王的罪状，基本奠定了《封神演义》中纣王故事的基础。但《帝王世纪》中的史料，距离商周之际已经一千余年，并不是一手记录，而是经历了很长时间传说的整合。顾颉刚先生即认为：“他（皇甫谧）是造伪史很有名的人，所以他集合了前人的旧说，更加上自己的幻想，综合而成为一整篇的纣的罪状书。”至于纣王罪状的来源，顾老一一列举清楚了出处，这就是有名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
在这篇名作里，顾老以其经典的“古史层累说”的理论，检讨了商纣王罪状的形成情况。所谓“古史层累说”，是源于顾老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其中就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比如说西周文献最古的人物是禹，春秋有了尧舜，战国有了五帝，秦有了三皇，汉以后有了盘古；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比如舜在《论语》是圣君，在《尧典》里是圣人，在《孟子》就是孝子了；三是“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历史，但可以知道历史在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以及之后的变化。
对于这个“古史层累说”理论，从民国开始就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比如张荫麟先生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无限默证法”，认为没有早出记载就认为是后起说法不成立，但后来他自己著作《中国史纲》时，居然以商代为开端书写中国历史，立场如何不言自明；还有就是钱穆先生主张的“古史脱落说”，他认为古史确实存在层累，但同时也存在脱落，所以完全有可能早期资料没有记录，而被晚出资料记载下来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不能说晚出文献不可靠。
从宏观理论上看，钱老的观点当然是对的，但在实践认识上则难以操作：因为具体到某一个案例时，既然早出文献没有记载，又怎么知道晚出资料记载可靠呢？实际上，“古史层累说”不但不是最大胆的估计，反而是最保守的猜测。“古史层累说”涉及的也不是历史本体，而是历史认识；如果未来有更早的相关记载出土，完全可以修正之前的结论，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正是科学的治学态度。
具体到商纣王这个案例时，顾老找出了最可靠的西周文献——今文《尚书》，在里面找到了商末周初周人给商纣王安插的几条罪名：“酗酒”（最大的一条）、“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认为这几大罪状不过是新朝国君对旧朝国君一种正常斥责，商纣王不过是个昏君，而并非是个暴君。《帝王世纪》《封神演义》那些奇奇怪怪的暴政，在周代早期文献中完全没有体现。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周灭亡后，学问从天子流传到了诸侯，在春秋无义战的社会背景以及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下，不少诸侯史官有了“以史为鉴”的意识，于是商纣作为前朝亡国之君，就被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不断论述。这就好比后世说到风流才子就是唐伯虎，说到江南美食就是乾隆等等，说到名人名言就是鲁迅，把许多与他们性质类似但其实不同的事件，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这就是胡适先生所谓的“箭垛式人物”。
孔子弟子子贡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很精辟地总结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后来战国时期官学到了私学，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了。庄子就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证明“誉尧非桀”是当时赞毁的两个极端。荀子也说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当然，从当时文献记录来看，商纣的罪恶远比夏桀多，在《帝王世纪》中也有总结。
具体来说，在《论语》里，最早提到商纣时有三位仁者，但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谏死，这是后人对被纣王迫害的臣民最早点名道姓，至于子贡当时听到的还有哪些，目前都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到了战国时期，关于纣王罪名是井喷式发展的。如在《天问》里，就有淹杀忠臣比干、滥赏奸佞雷开的记载。雷开这个人仅在此提到，而在《封神演义》里也成了一名殷商武将，与殷破败一起捕获过逃跑的纣王二子殷郊、殷洪；《战国策》里说将鄂侯做成肉脯。
在喜欢用寓言的《吕氏春秋》里，关于此类记载是最多最详细的。比如《吕氏春秋》就提到酒池肉圃、杀鬼侯女并将鬼侯做成肉脯、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将梅伯剁成肉酱送给周文王、修建璇宫和倾宫、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杀比干看他的心脏、任用奸臣恶来，等等。注意，关于比干的死，在《论语》只说是谏死，而在《天问》里又说淹杀、现在《吕氏春秋》则说杀死察看心脏。这样矛盾的记载，明显反映这些记录不可能都是真相。
类似的还有砍渡河人的胫骨而看骨髓，在西汉《淮南子》里说是一个才士，而在北朝《水经注》里说是一个老者；剖开孕妇肚子看胎儿，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剖开比干妻的肚子；将梅伯剁成肉泥送给周文王，在《帝王世纪》里变成了将伯邑考剁成肉泥；不过，这里顾老的材料可能需要修正，因为据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怀王墓出土的汉简《六韬》中，就有了周文王吃伯邑考肉的传说。当然在《史记》里，都没有说明伯邑考的死因。
而到了战国末期的《韩非子》里，又有了使用象牙筷子、设置炮烙之刑、作靡靡之音、长夜之饮失去历法等记载。到西汉中期的《史记》里，又有了加重赋税充实鹿台、收集奇珍修建苑台、罢黜贤臣商容、使男女裸奔于酒池肉林等说法，而且把过去很多史料整合进《殷本纪》里。西汉后期的《列女传》，最大的贡献是强化了妲己的作用。所以到西晋的《帝王世纪》里，皇甫谧一方面对上述史料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又搜集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此，纣王的一部完整的罪状书，正式确定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载大多来源于战国西汉，虽然对于魏晋来说时间向前推移了，但仍然不能代表商末周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尚书》中周人对纣王的指控里，我们又能读出一些什么细节来呢？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同舟共进》《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