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尤其是古代，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往往有两项因素来决定，即人口和土地的多少。
所以，古代有谚语：“王者有二宝，土地和人民。”
人多力量大，而土地多了就能种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民。
因此，国家的赋税往往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而土地与人头，或者说与户口相挂钩。那么，想准确地征收到税，前提就是得摸清到底有多少人口、多少户口。
历来人们于投机取巧方面都是不遗余力，今时今日也一样。
南北朝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导致人口流动大，加之人们可以的隐报、漏报，使得在册的户口数与实际的户口数严重不符。
有些家庭只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把年龄改的偏大或者偏小；有些游手好闲在外。
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赋税。
据《隋书》记载，“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税。”
孔孟礼仪之乡成了逃税最严重的地方。
于是，隋文帝上任后，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是“大索貌阅”，首先就从这山东开始。
顾名思义，“大索貌阅”其实就是“阅其相貌以验老小之实。”
说的通俗点，就是：把你们一家人叫来，然后对照你们自己上报的户口数据，来看你们这年龄是否相符，有没有故意把二十八报成十八，或者是把六十报成了八十之流，以及其它的种种谎报、漏报之类。
这也就相当于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自然需要的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所以这在隋初开展的确实轰轰烈烈。
此外，要求人们相互检举揭发，进一步摸清那些漏网之鱼。
工作是艰巨的，工程是浩大的，但是结果也是丰硕的。
最终，政府官方公布的成绩是：增加男丁44万多，增加人口164万多。
和大索貌阅相对的另外一项活动是“输籍法”。
大索貌阅是针对那些“散户”进行的检查，而输籍法则主要是针对一些地方豪强的。
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自己的户口问题，而一些地方豪强则是需要劳动力，二者刚好结合。造成了这部分依附的人的税又流失。
于是，隋文帝采取了宰相高颖的“输籍法”，对这些“大户”的等级进行划分，称为“输籍定样”，然后按照所定级别的不同确定税率。相当于税法中的分级税率。
这两项措施的应用，使得人口大大“增加”，也就意味着赋税的增加，从而为隋朝的经济繁荣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