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这是杜甫诗中所描绘的开元盛世的繁荣安乐景象。但是同样有一首出自杜甫的诗句却是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创作于安史之乱发生后，则显得无比的凄凉。很难想象得到两种落差极大的景象同样是出自同一个诗人杜甫的诗歌创作之中，同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也出自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那么由仓廪丰足的盛世到国破家亡动乱的突然转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又是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人呢？
负主要责任的当然是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有人说安禄山集团才是叛乱的罪魁祸首，但是大家却忽略了一点，如果一个人在干坏事之前，没有干坏事的条件和机会，那纵使他再日思夜想也是徒劳。或者说如果想干坏事的人在做了坏事之后，你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来制止对方，那么这样也能化解危机。而安史之乱的发生固然让安禄山罪大恶极，但是大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给安禄山这场叛乱一步步创造了条件，叛乱发生之后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处理这场乱局。那么唐玄宗究竟在这期间犯了哪些错误导致了从高度盛世一下跌落到万劫不复呢？
一、盛世下的结构性危机出现，各种问题暗流涌动，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缺乏足够的认知。
在说到玄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说说大唐在盛世中的结构性危机。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土地和钱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随着盛世的来临，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有了大幅度地发展，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以国有土地制为基础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而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朝廷控制的土地异常稀少，以致到了无田可授的局面。这样使得均田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就产生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其一，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无地可分，但是赋税却没有相应的减少，出现了大量逃亡的现象，以至于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税收。
其二，原来的那种兵民通过均田所得的资源进行当兵自给自足的府兵制也就很难再实行下去。为了国家的兵员稳定，只能实行募兵制，可是募兵就要国家开工资花钱来维持，这样一来，财政就出现了不平衡的状态，而这也只是所有潜伏的危机中的冰山一角。
此外，周边吐蕃、南诏、回纥等少数民族势力也日益强大，战事频繁，边患加剧，用兵不断，特别是在对吐蕃和南诏的战争之中显得颇为吃力，朝廷负担加剧。可是唐玄宗却没有把上述问题提升到国家层面，在缺乏全面认识问题的情况下，没有系统性地针对新情况和新变化组织朝臣自上而下地采取变革行动，这也就为以后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二、缺乏危机意识，不针对问题本身解决问题，而是一味走捷径，解决问题表面化。
因为上述问题，导致了朝廷出现了种种负担，但问题总该要解决，恰恰就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出现了麻烦，究竟怎样解决钱的问题，无非大体只有两种办法，开源和节流。以姚崇、宋璟等文官集团为代表的节流派和后来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代表的开源派，唐玄宗当然乐于任用后者。
其实解决财政问题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二者并不对立。开源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节流却是必要的缓冲手段。可是唐玄宗本人并不想节流，可是开源却又用错了人，也用错了地方，导致天宝年间各种危机暗流涌动。
而这时，尽管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但作为一个统治者却没有一个居安思危的意识。天宝年间，失去前期锐意进取励精图治的精神，耽于美色享乐，很少再问政事，同时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和个人小金库问题，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庸人也就成了必然，这些人有的上位后广泛地开展政治斗争，打击异己，使得朝堂人人自危，有的上位后卖官鬻爵、大肆任人唯亲将朝廷弄得个乌烟瘴气，严重打乱了朝廷的正常运转，朝廷内部一盘散沙，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来对付危机事件。
而杨国忠所谓的开源，无非就是变着法的盘剥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加重百姓负担带来的“创收”，这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可以说天宝末年，社会危机四伏，各种危机暗流涌动，只等待着一场大的事件引爆这个火药桶。
此外多年盛世的太平日子里内地极少用兵，所以内地的兵员毫无斗志，武备废弛，府兵制的衰落，募兵制尚未健全更是让内地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使得后来遇到安禄山叛乱的这种突发情况，初期必然节节败退。
三、盲目宠信安禄山，不考虑政治后果，给其制造叛乱的机会。
而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玄宗又对安禄山给予异于常人的盲目宠信，让其掌管天下一半的兵马，坐镇卢龙、范阳、太原三镇，成为三镇节度使。本来十大节度使的设置就已经让朝廷的很大部分兵权下放到了地方，朝廷不想给钱就放开节度使自由行使一些权力养兵，这本来就是巨大的隐患。可是玄宗为了制约与太子关系要好的养子王忠嗣，打击太子势力，大肆任用胡人番将为节度使，可退一步来说就算是如此，把一个这样重要甚至是维系大唐命运的河朔三镇交给一个人管理又岂非儿戏之举？
玄宗对于安禄山，那可是好的不得了，在安禄山每每入朝之时，贴心备至，无话不谈，赏赐无度，沐浴华清池，要啥给啥，绫罗绸缎、黄金珍玩、官爵俸禄一样不差，以致到了封无可封、赏无可赏的地步，感觉就是父子兄弟也未有如此这般亲近热络。当安禄山的势力足够强大，自己难以制约之时，又寄希望于通过感情笼络来使对方安稳不乱，可到头来还是事与愿违，因为在利益面前感情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存在。很快安禄山就点燃了天宝年间危机的火药桶，于755年11月在范阳发动了叛乱。
四、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唐玄宗存在幻想、应变不力、临阵斩将、贸然出击、仓皇出逃、错失最佳防御时机的同时丢失长安、洛阳两京。
当叛乱发生以后，又是这个自负且掩耳盗铃的玄宗皇帝，一开始压根儿就不相信安禄山会叛乱造反，当各种关于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一个个接踵而至之时，玄宗方才如梦初醒。可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从朝廷到地方白白地耽误了最初期的宝贵部署防御的时间，最后在叛军的畅通无阻神速进军之下唐军显得手忙脚乱，慌不择路。仓皇之下，用封常清来阻击叛军，可是仓促之间临时招募的军队抵挡不住安禄山强大的攻势，结果屡战屡败，东都洛阳丢失，随后叛军一举攻克了陕州，直逼长安的东大门潼关。
在叛军打到潼关之时，先是为了逃避政治责任寻找“替罪羊”，使一代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没有死于叛军之手，而被自己的一纸命令斩杀了事，从而大失军心，此又是一大败笔。而后任用身体快要散架，被人抬上前线的另一名将哥舒翰，即使这样还百般提防这个快要不行了的指挥官。本该死守的长安东大门潼关，在出战必败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皇帝的政治威望，早日扫平叛军来证明自己，不听众人及前线的哥舒翰劝阻，依旧贸然命令哥舒翰率领守备潼关的唐军出击叛军，结果二十万唐军将士被安禄山叛军设计围困，几乎被消灭殆尽，致使潼关陷落，首都长安丢失。
在长安丢失前后，玄宗一心只顾亡命，毫无帝王担当，一心逃往蜀地偏安一隅，偷安了事。其实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战略上的撤退并不是不可以，而且很必要，但是一味地撤到蜀地，看似一时之间很安全，却不能很好的指挥平叛战争，与北方彻底失联，一旦叛军更进一步便会称为瓮中之鳖。可是此时的玄宗已经失去了平叛的信心，只顾寻得一个世外桃源，不负责任地任形势继续恶化，如果不是太子李亨即后来的肃宗皇帝带人北上灵武领导平叛战争，很难想象这场叛乱及大唐命运将会是一个何种局面。
从以上几点来看，正是因为唐玄宗在处理盛世危机的问题之中一错再错，才导致了危机不可挽回地加剧，才给了安禄山作乱的机会，催化了叛乱的发生。而他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后的又昏招迭出，更使得安史之乱迅速蔓延和形势迅速恶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安史之乱的第一责任人就是唐玄宗本人，从盛世到动乱作为皇帝的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他的一错再错，使得一场旷日持久的八年安史之乱摧残了大唐的根基，昔日的繁荣盛世景象一去不复返，大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直至灭亡也未能恢复元气。真可谓成也玄宗，败也玄宗，只可惜，这一败的代价却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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