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朱见深为功臣于谦以及叔叔景泰帝平反，一个是顺水推舟的政治手段，另一个则是权衡利弊后的大义之举，在性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一、为两者平反的原因和过程
1、
明宪宗登基初期，也就是成化元年，朱见深就将于谦的儿子于冕赦免回来。赦免其子后，在于冕的上疏以及朝中的大臣联合申诉之下，朱见深下诰，恢复于谦的官职，并赐祭。在朱见深所下的诰文中说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简单几句话，将于谦的枉死得以昭雪，同时也将自己的父亲，明英宗朱祁镇所犯下的错误给一笔带过，我们都知道，明英宗在“夺门之变”后，英宗受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蛊惑，将景泰帝临朝时的功臣一一诛杀。其中最大的枉死者，就是于谦。
对于明英宗朱祁镇来说，于谦是拥立朱祁钰上台的重要力量，仅凭这一点，保家卫国的功劳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深深的犯了朱祁镇的忌讳，所以，于谦不得不杀。
但是在诰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先帝已知其冤“，这个先帝，就是指朱祁镇，他究竟是否真的知道于谦是冤枉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朱见深要为于谦平反，自然就绕不过父亲朱祁镇冤杀了于谦这个事实，所以为了顾及先帝的脸面，只能向天下人说”已知其冤“了。
2、
景泰帝朱祁钰的平反，是在成化十一年。这一年明朝还发生另一件大事，就是朱见深将朱常洛立为太子。也就是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同一年，朱见深将景泰帝平反。
景泰帝朱祁钰在死后，哥哥明英宗对他是恨之入骨，不但将其帝号削除，还将其谥号改为“戾”，这个谥号可是一个相当不好的象征，在朱祁镇的心中，朱祁钰不知悔改、甚至意图加害朱祁镇，这些都不可原谅。
成化三年，众多官员上疏，要为景泰帝平反。这些官员之所以大批次并且有胆量上疏，是因为有于谦平反的案例在先。但当时的朱见深虽说有部分心思动摇，但还是没有为之所动，毕竟这与平反于谦的性质大不相同。
在经历了登基后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军政方针后，朱见深将从朱祁镇手里接过的已经成烂摊子的大明重新拉上了正轨。流民成风的问题得以解决，各地起义的祸患得以压制，逐渐势大的女真，被打回原形。一时间朝堂上下一片清明，无论是文臣亦或是武将，对于朱见深的评价颇高，都称赞其有明君之相。
在内忧外患得以解决后，为朱祁钰平反的事情又一次摆到了桌面上。而聪明的大臣们，并没有在为朱祁钰平反的奏疏中，斥责当年的明英宗，而是将其中的过失，定性给“蛊惑”英宗的石亨等人，同时，在其他多位大臣的不断上疏下，在成化十一年，借助册封太子之际，为朱祁钰平反，恢复帝号，赐朱祁钰“恭仁康定景皇帝”谥号。
二、为两者平反的不同之处
明宪宗朱见深为“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平反，是新皇登基必要的手段，通过对前朝某些措施以及含冤的臣子昭雪，来使朝中文武以及天下百姓对自己的执政加以肯定，此种事例，在历朝历代均有发生。远的不说，就说在明成祖朱棣驾崩后，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也对当年朱棣诛灭十族的方孝孺进行了平反，这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况且，平反于谦也是众望所归。于谦在对抗瓦刺的战争中，功劳颇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没有于谦的力挽狂澜，恐怕大明这座大厦已经易主了。
而对于平反景泰帝朱祁钰，则是多层考虑，权衡之下的结果，景泰帝虽说是朱见深的叔叔，但是毕竟他曾对朱见深的父亲朱祁镇做出过“幽禁”等事，并且还曾将朱见深这个太子废掉，并且还是在英宗朱祁镇被俘虏期间。那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对于朱见深来讲，恐怕是终身难忘。
于情于理，朱见深是有资格，也有必要记恨他这个叔叔的。但是朱见深却以非凡的勇气，将这件旧案翻出来，并给以平反。也算是比较爷们。同时不可否认的就是，景泰一朝，抵御外敌、政治清明等，这些也是掩盖不住的事实。
在朱见深逐渐政权稳固之后，由于平反于谦的先例，许多大臣们都不断地向朱见深上疏为朱祁钰平反，随着舆论越来愈大，这件事再不定夺，也实在是难以给天下人交代。
于是，就在朱见深不断动摇的内心和越来越大的舆论影响下，促使朱见深下定决心为叔叔的平反。
平反的诏书中，肯定了朱祁钰“平难安邦、奠安宗社”这个功绩，同时更重要的自然要为朱祁镇遮丑，“先帝寻知诬枉，深怀悔恨“，这样，既照顾了先帝的脸面，也让大臣们满意。
于是，成化朝又一场平反在宾主双方友好洽谈的气氛中结束，宾主双方表示要在日后加强沟通，及时修正双方关系，加深合作，为大明的美好明天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