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封建历史上，大多数朝代都采取“重农抑商”的策略。历朝历代之所以要抑制商业发展，绝非忽略商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是华夏向来以农耕为本。农耕经济稳定的特点，最大程度上迎合着帝王将相的心意，因为它有着“重土安迁”“小富即安”的基因，可以十分有效地保障封建社会的稳定，使得朝廷更加便于管理。
封建社会中有四类职业（士农工商）的说法，士是指读书出世为官，农是指从事农业的农民，工是指拥有一定手艺的匠人，商是指那些小商小贩。由此可以看出，商人在古代社会长期处于社会的职业的最底层。不仅朝廷要对其进行抑制打压，连世人都会对它嗤之以鼻，比如白居易《琵琶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
纵观整个封建社会，整体而言商人的处境基本如此。很难想象，距今1000年前的宋朝，曾经有过一段商人无比辉煌的百年历史，这话要从宋真宗取消“宵禁制度”说起。
宋朝商贩的崛起
客观地说，宋朝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因为与它同时并立过的朝代，先后有“辽金西夏蒙元”，北宋的疆域则是指从幽云十六州往南的地区，南宋则更小，连长江以北的地区都让金朝占领。
此前，中原王朝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是丝绸之路，这条商贸道路自西汉开辟以来，曾经为中原王朝创造过无尽的财富。然而到宋朝时，丝绸之路已经先后由辽金所控制，宋朝因此失去重要的一条国库来源。又加上自太宗两次伐辽失利和真宗的檀渊之盟，宋朝每年要面临大量的财政支出。
为了弥补缺口，宋真宗更改祖宗之法，下诏允许民间自由贸易。一时间，宋朝的税收立刻出现成效，仅真宗皇帝在位期间，年收入已经突破数千两白银。
宋朝的地摊经济有多完善
宋朝的商贩活跃程度，没有任何朝代可以比拟。它是一项由朝廷直接提倡的经济活动，朝廷不但鼓励百姓积极从事商贸，同时还为那些商贩适当免除徭役。从北宋奇书《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可以看出，东京汴梁城已经具备相当完善的商业集市，所有生活生产物品，应有尽有。
真宗皇帝开创的集市经济，一直延续到南宋朝廷。靖康之变、建炎南渡后，东京汴梁城的繁华没有随着战火消失，却在南宋临安府得以全盘复制，南宋有本书叫《咸淳临安志》记载着，南宋时期的临安城比起东京汴梁城更加发达，形成商业集聚的模式，有专门的药市、米市、肉市、菜市、花市、珠子市和鲜鱼市。
两宋时期的商贸集市，不但种类完备，格局规划有序，更重要的是不仅白天可以开市，晚上都可以继续做买卖。最初，宋太祖赵匡胤规定东京汴梁城的夜市最晚到三鼓时分，随着开放集市的初步成功，夜市最终变成二十四小时营业。
宋朝经商赋税低，朝廷靠“走量”
以往的朝代中，朝廷抑制商贸的办法，轻则采取繁重的税收，重则直接按律令充军，宋朝却不这样做。宋朝对商人十分优待，为了鼓励商贸业发展，出台过很多扶商助商的策略。
最大的举措便是取消坊市制。以前，商贩做买卖必须在规定的地方，决不允许随意摆摊。到宋真宗时期，官府彻底放开对集市的管控，采取绝对的自由买卖，商贩觉得哪里位置好，便可以随便出摊，前提是要缴纳摊租。
其实，宋朝官府对商人收取的赋税非常低，共分为两大模块，一是杭税2%，二是住税3%，两样加起来一共是5%的赋税。再扣去商贩的生意成本，所剩的钱财便是商人的净收入。用一句话总结，宋朝对商贸的鼓励，不是依靠个体重税的方式，而是依靠更加自由的贸易，促进商贸业繁荣，用量变来引起质变。
皇帝以身作则，鼓励集市贸易
宋朝对集市商贸的重视程度，古往今来十分罕见。上到皇帝后宫，下至大臣小吏无不为商贩“让路”。宋太宗雍熙三年，皇帝赵光义觉得宫城有必要修建一下，便召集文武大臣前来商讨此事。君臣说来说去，都一直认为此事还是要征求一下汴梁城内的商贩意见。因为扩建宫城，势必会影响到已经初具规模的集市，商贩很有可能会因此重新开辟商业街。
刘延翰受朝廷委托，来到汴梁城的集市上，乔装打扮与商贩聊天。半晌的功夫，回到宫城向宋太宗汇报说“居民多不欲徙”。宋太宗一听，基本在预料范围之内，干脆打消扩建宫城的想法。
另外，宋仁宗康定年间，仁宗皇帝巡幸出游。由于汴梁城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地摊，导致马车只能勉强单行通过。大臣建议暂时清理一下道路，宋仁宗不许。史书上，仁宗皇帝此次出行，“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
所以，在宋朝作为商贩有着极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一点不亚于那些修身治学的读书人，不但做买卖的赋税低、利润高，连皇帝修宫城和出行都要顾及集市正常营业。正是由于朝廷高度重视发展贸易。到南宋时，整个南海诸国，有50个小国和部落与宋朝有贸易往来，发展贸易的同时，也为传播华夏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各位小伙伴，是否有兴趣穿越回宋朝，过一把“小商贩”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