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古以来，便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建立与稳固，都免不了战争的爆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勇猛的武将手持长枪大剑来争夺天下是最普遍的现象，虽然这个方法简单粗暴，最能直接有效的定出胜负，但也导致了天下纷扰、百姓叫苦不迭的的局面。
到了宋朝时期，人们对于此前战争导致的局面深忧不已，于是毅然决然的采用了“以文治国”的策略，这与前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此外，宋朝时期还沿用了“科举制度”，大大拓宽了读书人的仕途之路，这使得后人们误以为宋朝是“重文轻武”，其实不然。
受五代“藩镇之乱”影响，宋人推崇重文轻武，以避免隋唐以来“外强内干”的局面
如今的人们谈起宋朝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即“以文立国，武功不兴”。
之所以有这种思维，是因为宋朝时期的统治者们，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否认了武将的卓越功勋。
从历史大势来看，这种说法并没有明显的错误，宋朝沿用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使得中下层阶级的人们进入统治层的机会大大增加，原本狭隘几近闭塞的仕途之路也因此被拓宽。
在这样宽松的政治大环境下，笼络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即便是有被贬的士人，也没有性命之忧。这样对待士大夫的情况，在以往的朝代里从未有过。
对于这样的行为，学者们认为在宋朝统治的300多年里，一直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并将之与“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相提并论，合称为宋朝的“三大国策”。
宋朝初期，统治者们重文轻武主要是借鉴了五代时期的“藩镇之乱”，所以毅然决定提高文臣的地位，希望改变自唐朝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虽然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奠定了一个新的王朝的统治者而言，遏制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仍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夙愿。
为了巩固皇权，宋太祖充分发扬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为政之道，在提高文人士大夫地位的同时，也防微杜渐。
虽然设立了“不杀士”的政策，但并不代表着文官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威胁皇权了。
宋代的治国之策不能简单以“重文轻武”来涵盖，其实表面上宋朝的文官地位极高，实则文官集团与皇权之间一直都进行着无形的博弈。
“黄袍加身”的皇位来源，促使宋太祖时刻提防威胁皇权的力量，文人、宰相及武官无一幸免，皆被压制
建朝初期，宋统治集团对文人的制衡与防范在宋朝人的心里，仿佛在建朝之初，文人的地位就即刻上升了，瞬间就压了五代以来飞扬跋扈的武官一等，虽然地位确实有所上升，但是不得不正视的是，建立了大宋王朝的太祖太宗们，都是从五代走来，而且都是凭借武功夺取政权的帝王，所以依旧保留有很浓厚的军阀气息。
在当时的社会，重武轻文的理念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情况下，突然施行重文轻武，这样的做法无疑引来了一大片文人士官的推崇，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然而因为固有的习武思维，人们在对待文人的时候，难免会露出轻蔑之色。
宋太祖曾言：“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其实宋太祖说这句话的原因，无非就是想在文官与武官之间做一个避重就轻的选择而已，“黄袍加身”的皇位来源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去防范武将的谋权篡位，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避免成为类似于五代时期“忠义之风荡然矣”的王朝。
仁宗时期官至宰相的杜衍曾言：“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
杜衍的话语并非子虚乌有，也不是其谦逊的表现，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真实反映，任何危机皇权的言论以及行为都会遭到惩罚，这样的举措极大的束缚了官员们的激进思想，从而使得宋朝后期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相权分割与分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不复存在宋朝在建国之后，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宋太祖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在宰相下方设立了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而且一般是多人。
最为主要的是宋太祖将“军权”从宰相的权力中分离了出来，就这样，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荡然无存，这样的做法显然就是要让这些被分割的权力相互牵制，不至于对皇权造成威胁。
参知政事龚茂亮曾言：“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
作为一代骄雄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时刻提防武官的同时，自然不会忘了对文官的压制，即使是久为中书的赵普，太祖也要不时微服私访其府邸，导致赵普每次退朝以后都不敢更换朝服，以免皇上来探访。
如此以来，宋代的相权较之唐代及其前朝，确实有了很明显的压制。
武将地位的改变与压制，促使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宋朝的文官们在被后人提及时，常以“声名显赫”述之，然而武官就没有这么高的赞誉了，后人不仅认为宋朝的武官功业难成，多“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武将凯旋归来不及士人榜上有名来得荣耀。
其实不然，在赵匡胤初建宋朝之时，其范围仅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淮河流域各地”，在广大的南方，还存有数个割据政权，虽然此时赵匡胤所占领的区域狭小，但是这个地缘政治实为众多区域中的“睥睨天下之地”，同时也成为了其他割据政权竞相争夺的对象。
建国以后如何建立新的政权并巩固，如何结束当时的割据状态，这些现实问题决定了在建国之初，绝对不可能离开武将的支持与效力。但是又不能纵容其发展，于是赵匡胤自导自演了“杯酒释兵权”的权力转移。
与五代时期相比，武将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同时也遭到了压制，但是从另一方面加强和巩固了皇权。
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乱”，兵戈不息，宋朝“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成为历史必然
宋朝初期，由于政权尚未巩固，加之当时争夺天下的势力仍然存在，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巩固以及提升皇权的统治力是必需的。
纵观宋朝历史，太祖在建朝初期，之所以会采用“重文轻武”的策略，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到了治国的需要，更为主要的一方面是在抑制武将权势膨胀的趋势。而且在宋初，统治者们对文官同样有防范。
之所以在建国之初采用“重文轻武”的策略，莫不是效仿此前历代君主的做法，即是所谓的“自古通规”，也是一个王朝从武人政治到文人治国的必要转换。
况且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些方针的制定，以及一些行政机构的运行，只能凭借文官，这些是武官所做不了的事。
虽然在建国初期，“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依然有着大批的反对者，甚至有做出出格之事的。
像有翊戴之功的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可以说在骨子里仍然看不起文官。
随着后期的发展，国家趋向于稳定以后，由“马上的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历史转变，使得文人的地位逐渐增高，处于这个阶段，纷繁的国家大事就不再是“草野出身”的武将所能处理的了。
这个时段，文人在治理国家大事以及得君行道的优势自然而然的就被人所重视起来。
可以说，“重文轻武”的治国之策逐渐成为了宋朝社会发展的主流形式，更是当时宋朝能够得以光大的历史必然条件。
结语
自古以来，文臣武将的关系就一直是统治者们费尽心思所要处理的事，纵观宋朝初期的发展格局，“重文轻武”贯穿始终，进一步讲，在宋朝建朝初期正处于一个从“重武轻文”向“重文轻武”的过渡阶段，这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一个王朝得以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这样的治国之策值得后人的深思与研究。
参考文献：
《旧五代史》
《资治通鉴》
《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