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记述的历史上至轩辕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晚期，横跨3000多年，内容以本纪、列传、世家、书、表五种体例构成，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不论在学术研究还是艺术领域，《史记》都是一部辉煌巨著。
太史公司马迁文采盖世，后世文学大家一致认为，从先秦至汉朝在文学上登峰造极的也就寥寥几人而已，太史公可与屈原、贾谊等并列。汉朝的刘向、扬雄点评《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近代大文豪鲁迅对《史记》的点评更有名，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史记》堪称完美，但作为史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上古历史中出现了荒谬的记载（不是说涉及神话传说的内容）。
后世研究《史记》的学者一代又一代，早就有人认为《史记》记载的上古帝王次序有谬误，这方面当属北宋欧阳修的见解最具代表性。欧阳修提出，如果依照《史记》记载的帝王世系，“武王伐纣”是不存在的，两人根本不在同一时代，相差了几百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时空错乱”了。
“武王伐纣”是西周取代商朝的大事件，也叫“武王克商”，发生在周武王十一年，一些古代学者根据天文学推断具体的年份，众说纷纭，现代学界认为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前后。
可是，按照《史记》的记载，周武王和商纣王是远祖和后代的关系，相隔十几代，除非周武王穿越到未来，否则不可能讨伐纣王。
我们先看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去世后，其孙高阳继位，也就是颛顼帝。接替颛顼的是黄帝的另一支后后代里的曾孙高辛，即帝喾；帝喾死后本来是儿子挚接班，但挚不是那块料，下台了，帝喾的弟弟放勋被拥立，放勋就是尧帝。
接下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禅让”了，尧传舜，舜传禹，直到大禹传位给儿子启，终结了禅让。而舜和禹都是颛顼帝的后裔，正所谓“肉烂在锅里”。再结合夏商周本纪，几十代帝王都是黄帝的后人。
顺着脉络可以发现，尧是黄帝的曾孙，舜是黄帝的八世孙，论辈分，舜是尧的四世孙。禹和舜同出于颛顼帝这一支，但禹的辈分大得多，舜又传位给了自己的四世祖禹。这可能还勉强说得过去，到商周世系这里就彻底凌乱了。
周朝的始祖后稷是帝喾之子，和商朝的始祖契是同父异母兄弟。按世系脉络，商汤和周文王的父亲公季是同辈，都是帝喾的十五世孙。从商汤开始到纣王，传了十六代。也就是说，周文王是纣王的十五世老祖，还在听纣王使唤。
据上古史料记载，商朝延续了550多年，那么文王就活了大约500年。而《史记·周本纪》里提到，“西伯（文王）在位盖五十年”。文王死后，周武王姬发接班，又去推翻自己的十四世孙殷纣王，取而代之建立周朝。
照《史记》的说法，要么周文王活得太久，要么就是“时空错乱”了，周武王才能穿越到未来去收拾纣王。如果真是这样，纣王不是战败的，而是被吓死的。
这是《史记》里最大的谬误。并不是说武王伐纣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尚书》、《竹书纪年》等更早的文献都提到过武王伐纣，时间也是周武王十一年。但《史记》记载的帝王世系出现了谬误，闹了个大乌龙。
司马迁修史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为此跋涉万里，到各地采访，收集的材料门类繁多，从周朝遗留的零星档案到各诸侯国的史料等等，加以对比、筛选，如果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只采纳最合理的。由于《史记》规模宏大，上古历史的材料太少，所以出现了一些谬误，也情有可原。
《史记》里的上古历史主要采纳了《大戴礼记》和《世本》的说法，《世本》是周朝流传下来的王室“族谱”，原书早已失传，不过这两种文献的记载本来就有错。
周朝以前的历史太久远，又没有系统的史料可寻，帝王次序谁也说不清楚。司马迁对历史大脉络的记载力求详尽，反而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欧阳修的《帝王次序图序》里，把司马迁批评了一通。
欧阳修说，孔子所处的年代比司马迁早了几百年，连孔子都搞不清楚周朝之前的帝王世系，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却采信了后世学者编造、猜测的说法。孔子编定《尚书》、《春秋》时，对久远的历史讲得非常简略，只记载一些大事件供后人借鉴而已，“缺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
的确如此，孔子修史的态度才是真正的严谨，凡是存疑的地方都会略过，即使竹简残缺等原因导致原文缺字、句子不完整，也保持原样。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说过的“史之阙文”，缺就缺了，宁肯看不懂，也不会去主观臆造。
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谬误主要是因为实在没有材料可寻，上了别人的当。总体来说，《史记》的谬误还是很少的。
参考文献：《史记》、《欧阳文忠集》
